口述人：郑启五
采访整理人：郭凯
采访时间：年8月15日
采访地点：厦门大学建文楼
口述人简介：
郑启五，年12月生，湖南衡阳人，土生土长在厦门，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生导师、福建省人口学会副会长、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著有《喝茶》《到闽南喝功夫茶》《芙蓉湖随笔》《海峡两岸用语差异》《台胞探亲旅游用语手册》《香格里拉》《大陆和台湾用语差别词典》、《把盏话茶》、《红月亮——一个孔子学院院长汉教传奇》等。
一、大南路10号
1.“郑启五”这个名字的来历
我的名字叫郑启五。为什么叫郑启五呢？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可以说，这个名字“非同凡响”，“颇有来头”。
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纪念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的诞生。我是年12月7日出生的。我出生之后没多久时间就跨进了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开始启动实施了。那时候在我们国家，五年计划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特别是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意义就更非同一般。所以父母给我起名叫郑启五，这是他们与这个国家的新*权心心相印的自然流露。
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厦门大学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陈嘉庚、李光前他们投资一大笔钱，要在厦大进行大规模的校舍建设，。它们是国光楼（三座）、丰庭楼（三座）、芙蓉楼（三座）等，最是新厦大标志性面朝大海的建筑建南大会堂（一主四从）五座面海的大型建筑，呼应了厦大最早的群贤楼群一主四从的五座，又是五座，五字成了当时厦大最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你想啊，一个大学，一下子要盖这么气派的五座大楼，五座，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大事情啊！这面朝大海的五座大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大规模的校园建设，也是树立厦大形象的最标志性建筑。其中，陈嘉庚倾注最多心血的当属建南大会堂。老先生在这座大楼的选址和风格上独具匠心，把它安排在海边一个高高耸起的坡地上，因此，这座仅仅三层的建筑看上去极为壮观，且中西合璧，俊俏无比。老先生曾满怀激情地说：要让所有进出厦门港的轮船首先看到厦大大会堂！
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又是“五座大楼”，于是这个“五”字在当年的厦大成了一个吉祥数字，成了当年厦大校园里面最时尚的词汇，于是我的名字与“五”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些不了解我名字的来历的人，会以为我是家里的老五，其实不是，我们家只有兄弟俩。
因此，可以说，我一出生，就见证了建国初期共和国与厦大一段辉煌的历史，可谓恭逢其盛，三生有幸。我就在共和国欣欣向荣的这个时期出生在厦大校园里面，然后在厦大校园里面成长，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厦大的孩子，自诩“厦大土著”（照片1，四口之家小家庭；照片2，小兄弟和父亲在厦大喷水池）
2.我父亲是王亚南的得意门生
我父亲叫郑道传(—)，当年是王亚南的得意门生，所以王亚南来到厦大，就把我父亲和母亲也都调到厦大来。
大家知道，王亚南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王亚南的教育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份宝贵遗产。
那时候我父亲先我母亲调进厦大，学校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这待遇之厚，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当时我父亲还只是一个青年讲师，学校却给他安排了最好的房子，就是大南路10号的小洋楼。带有小花园，房间里还装有电话。那时候电话极为稀罕，整个厦大也才那么几部。可见王亚南对我父亲是多么的器重。
我至今还保留着学校颁发给我父亲的6张委任状，是王亚南在两年的时间里面颁发给他的。那委任状小小的，可以扯下来，像证明书一样的。其中有“经济系副主任”委任状，“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委任状，等等
*治经济学这一块是王亚南亲自抓的，但是作为校长的他事务非常多，工作非常忙，于是就把他自己教的课程交给我父亲，让我父亲来替他担任这个课程。
父亲也没有辜负王亚南的期望。他讲课有多牛？从一件事可见一斑。王亚南曾让我父亲作为公开课的讲解示范老师，在全校开讲。父亲从上课第1分钟开始滔滔不绝讲到第45分钟下课，最后一句话讲完的时候，正好下课铃声打响，于是全场鼓掌。当时大家都认为父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老师，非常受王亚南宠爱的得力干将，前途无量。
后来，母亲也从厦门一中（五中），那时候叫福建省高级中学（玉屏苑）调回厦大历史系，我们一家从此就在厦大生活了。
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深受校长宠爱的家庭里面，享受到最好的物质生活。当时家里雇了两个保姆。因为家里有哥哥和我两个孩子，又都比较调皮，家里就请了两个保姆来帮忙。
我父亲原来也是厦大的学生，从厦大毕业以后，就跟着王亚南到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王亚南调到厦大任校长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起下来了。可以说，父亲是非常得宠的。所以父亲也就有点踌躇满志，以后被打成右派应该说跟这个也有直接的关系，有人硬是借反右运动这把刀，砍掉了王亚南校长的左膀右臂。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最初的记忆。至于关于家里的小花园，关于小时候养尊处优的生活，依稀有些记忆，但毕竟当时还小，留下的记忆不多，但一张照片，我张着惶恐的眼镜，望着大南10号铁门外铺天盖地的反右大字报，被人家意外地摄入镜头，留下了小家庭在大风暴来临时的唯一镜头（照片3、四口之家、照片4、我在大南10号铁门口）
3.我家在反右和“文革”中
脑海里开始有不愉快的记忆是年。
那时候，厦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我们家大南10号小洋楼的对面是芙蓉三学生宿舍，面朝我家的那面墙壁上贴满了漫画和大标语，漫画上面还有打红叉，还有很多口号式的标语，写的无非是“打倒右派分子郑道传”这样的东西。父母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冲击，非常紧张。运动结束以后，年初，父亲被定性为右派，发配东澳农场劳改。我们家也从大南10号搬到国光三楼17号，住房条件差了很多。
现在大家回忆起反右的事情，都觉得被打成右派最痛苦的是地位上生活上的变化。其实不是，被打成右派最痛苦的是心灵上的打击——得不到*的信任，把你划为右派分子，这才是最痛苦的。至于工资待遇，我父亲被定为右派以后，工资从元降为元，虽然降了，但是，元的工资在当时也是非常高的。我母亲的工资也有元。所以在生活待遇方面，即便是被打成右派，也是有相当的保障的。主要是*治上非常痛苦。第一个，剥夺你教学权；第二个，剥夺你写作权；第三个，让你在校园里劳改。
校园里劳改做什么呢？就是直接流放到校园里面的东澳农场。因为厦大是“都市里的村庄”，学校实际上就是跟东澳农场连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些右派老师去东澳农场劳改，干什么呢？干农活。其中主要农活之一，就是到国光二楼后面，从粪坑里面把粪便掏出来，装到粪车里面，再拖到地里去浇。那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对知识分子来讲是非常苦的。要打赤脚，还要在肩上披上垫肩，因为还要挑粪，又脏又臭，完全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要从早干到晚，大家都要积极表现，争取早日“脱帽”。那时候父亲的心情非常的压抑，在繁忙的劳动过程中，眼睛又发炎了。应该说，这眼睛的变化跟情绪的起伏有很大关系，最后导致他双目失明，那时候就基本上看不清了，到劳改后期就基本上看不见了，就这样一个人就基本废掉了。父亲同时又是诗歌爱好者，诗人，诗人情绪都是比较起伏和暴烈的。遭此大难，不但父亲的健康被毁了，好好的一个家庭也急转直下。
到了年，情形有了一些好转。这一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周恩来总理重申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治空气有所缓和。厦大又让右派出来学习，又让我父亲出来教书。我父亲就瞎着眼教书，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重新开始教学生涯。他的教案是用毛笔写在报纸上的，把一些关键词写下来。他觉得他好像要获得新生了，因为他也“脱帽”了。但是，虽然右派这顶帽子脱掉了，但“脱帽右派”还是右派，在那个年代这是个大污点。大家知道，那个年代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地富反坏右”，所以即便是“脱帽右派”，也还是右派，还是“五类分子”中的一类。
不久，第二场风暴又来了，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彻底完蛋了，父母都被关进牛棚里面去，父亲虽然眼睛瞎了，也还是照样被关进去，非常痛苦。“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疾风暴雨过去之后，我的家庭更大的灾难就袭来了。四口之家，被瓦解到了四个地方。我哥哥被分配到寿宁那个地方，福建与浙江交界的一个小山村。他是省四建半工半读的，算中专学历，就分配到那边去。我母亲被下放到武平的十方公社，离广东很近的地方。我年插队到武平的永平公社唐屋村，就是离江西很近的地方。那时我还未满17岁。我父亲因为眼睛瞎了，武平拒绝接收，就一个人留在厦门。一家四口就这样留在福建的四个角落，四个最边缘的地区：一个在浙江边上，一个在广东边上，一个在江西边上，一个在台湾海峡边上。一个好端端的家被硬生生地扯成了四块，惨无人道。
之后，经过漫长的努力，争取亲人的调动，然后慢慢又调到一起。先是我调到我母亲下放的地方武平南部的处明村；接着我哥哥也调到我母亲下放的地方，然后从武平再调回厦门。年冬，在厦门大学任教的父亲毅然提前退休，动用当时唯一的救命稻草——“补员*策”，把我补回厦门。学校人事处安排我到厦大外文系食堂当炊事员。经过七八年的抗争，一个破碎的家庭才又慢慢地在厦门愈合。
就在这时候赶上了“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家庭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考上了大学；父母亲恢复工作，恢复名誉，平反；我哥哥也考上集美师专。历史的转折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体现得极为强烈。
另外，从我们家住房的变化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家先后住过大南10号小洋楼、国光第三楼、丰庭第一楼、芙蓉第三楼、敬贤六、敬贤三，最后在敬贤一，这跟父亲的*治浮沉都有紧密联系。我们家“文化大革命”前住的是大南10号的小别墅，厦大最好的房子，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非常豪华。父亲成为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册后，我们家搬到国光三17号。国光楼也是陈嘉庚留下的房子，但是结构很不合理，而且我们住的那一套是最潮湿的，让你住这个房子，带有贬低的性质。到了“文化大革命”，连那样的房子也住不上了。有个厦大校园的司机，觉得我们的房子他喜欢，就跟领导说“我要住那房子”，就把我们一家赶出来，赶到丰庭一的学生宿舍，一家人挤在学生宿舍里面。到文化革命快结束的时候，又搬到了一个叫敬贤六的地方，现在拆掉了。以后慢慢落实*策，“四人帮”倒台后我们才搬到敬贤一，厦大比较好的新房子。从这个住房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是跟校园的命运、跟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从我的名字，从我的家庭，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家庭就是知识分子家庭，“教二代”。因为我们家是个很特殊的家庭，特殊在哪呢？我父亲我母亲都是厦大的学生，他们在厦大谈的恋爱，所以我是彻头彻尾的厦大人了。此外，我爱人也是厦大的。我的整个经历感觉跟厦大的感情很深，所以我把自己称为“厦大土著”，一时还找不到第二个。特别是，母亲也是厦大的学生，那时候女的读厦大的很少，而且又是留下来工作的就更少，留下来工作又能成为教授的就更是少而又少了。所以我很为我母亲骄傲。应该说母亲对我这个“野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是年上的初中，年就遭逢“文革”，以后就上山下乡，挣扎了整整11年。正是有了母亲的影响，有了对文学对图书的热爱，我才能以初一年的学历考上大学，考回厦大。这也是我们这个家庭作为知识分子教二代的历史性转折。这里面有国家的努力，有邓小平关键的一步棋，当然也有自己家庭的书香和自己个人的努力，才扭转了自己这辈子的命运。
照片6小家庭年
二、校园即乐园
1.开在南普陀寺内的东澳小学
厦大这个地方由于跟南普陀一墙之隔，，所以就跟南普陀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我很小的记忆里面，厦大和南普陀是融为一体的。我读的小学叫东澳小学。东澳小学就是借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弃用的校舍来办学的。所以我们绝大对数的厦大的子女，至少我们这一代的厦大子女，要对南普陀感恩有加，因为是南普陀把校舍借给东澳小学，东澳小学才有办学的条件。我就是在南普陀里面读完小学，然后考上双十中学的。
因此，从小就有许多与南普陀有关的故事。
那时候南普陀的和尚跟农民是一样的，既要拜佛还要种田，现在的南普陀荷花池那边当年都是稻田。当时南普陀的住持有多骄傲你知道吗？这个叫觉新的住持，他在年思明区的人代会上发表讲话，他这么说：我们南普陀的僧人最听*的话，我们所有的粮食都是自给自足，没有给国家增添负担！
小时候我们这些男孩子很顽皮，经常到南普陀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比如去偷南普陀的菜啊什么的，拔了萝卜就跑，让和尚大呼小叫地跟在后面追。更喜欢做的是偷钓放生池里面的鱼。因为东澳农场河里的鱼很久才能钓上来一条，而且是鲫鱼，小小的，钓起来很不过瘾。而南普陀放生池里的鱼不仅很容易钓，而且都是大的红的肥的鲤鱼，很容易上钩。要钓非常容易，只要把一小块地瓜穿在鱼钩上，丢下去，马上提起来，就是一条鱼，非常肥大的鲤鱼。在那时候这种鱼是非常难得的，很贵。
我们一把鱼钓起来，和尚发现了就追。我们就跑，很快就跑进厦大校园。厦大校园里有一片房子叫大南新村，是华侨的房子。这大南新村就像一座迷宫，我们进去如鱼得水，和尚进去则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所以，我们一跑进去，和尚就不敢追了。因此，我们每次一钓上鱼就往大南新村跑。现在我们讲说厦大“南校门”“南校门”，为什么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叫“南校门”？实际上它叫“大南校门”，因为它靠近大南新村。这跟地理方位是没有关系的。
2.夏天的海滩和台风
夏天，我们这些厦大孩子的乐园就在海上了。厦大的孩子都会游泳，宽阔无边的大海就是我们很好的游泳池，任你劈波斩浪，清凉的海水给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记忆。而且那时候生态很好，运气好的话，在海边游泳有时还可以抓到鲎。这种海洋生物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总是成双结对，因此一抓总是一公一母，两只。这种节肢动物看起来很可怕，张牙舞爪的，其实是很善良的动物。
厦门的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台风很多，每年都要来好几个。每次台风一来，飞沙走石，乒乒乓乓，厦大的玻璃窗都要破碎一大片，不管怎样把窗户拴得再紧，玻璃窗还是总要破碎一大片。据说厦大有一笔经费是专门用来维修校舍的，每次台风过后，就要请人来修补玻璃窗。
玻璃窗一破，整个厦大一片狼藉，树倒了，电线杆歪了。但是我们小孩子很快乐。许多大树倒下之后，整个校园就弥漫着一种强烈的草木气息。那时候校园里最多的树是大叶桉，大叶桉倒了以后，树叶就会发出一种强烈的气味，整个校园里都是大叶桉的气味，非常有意思。
3.到后山捡弹壳挖弹头
此外，那时候我们这些生活在厦大的孩子还有很多特殊的乐趣。比如说，后山上有一个靶场，厦大学生射击队常在那儿打靶。厦大学生射击队是全国最棒的射击队，因为海防前线的关系，又因为搞体育的关系，射击特别棒。每次他们射击的枪声一停，我们就争先恐后地跑上山去。跑上山去干什么？两个事情。第一个，捡子弹壳。射击的小口径步枪的子弹壳是铜的，一个可以卖到两三分钱。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到靶场射击的弹着点的地方去挖弹头。弹头是铅的，铅也很贵，好像一斤有三五毛钱。当时三五毛钱是非常大的。反正只要有听到噼里啪啦的枪声我们就在下面等，一结束就蜂拥而上，去捡弹壳，挖弹头。所以当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孩子，实际上也是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孩子的味道的，没有书香门弟的味道的，完全是一种野孩子的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是完全放任自流了。
4.电影与画报，认识世界的工具
前面说过，我的名字跟厦大的五座楼有关系。这五座楼刚好是我出生的时候决定要建，到了3岁的时候这五座楼就都建好了。建好了以后，我就开始有了电影的记忆。首先是五座楼中间的大礼堂放电影，50年来，我在厦大大礼堂至少看了部电影。以前有时候一天要看两三部，因为那时候都是两三部电影连着演。后来就看得少了。
厦大大礼堂不仅是厦大的电影院，而且是周边社区的最大电影放映点，整个厦门港的人都可以进来看，校园对这些人没有限制。到厦大大礼堂看电影，电影票五分钱一张，一毛钱一张，不像现在动辄一张几十元上百元。所以厦大大礼堂首先给我的印象是电影，感觉非常强烈。因为电影是那时候唯一的娱乐活动，厦大大礼堂的兴衰跟电影的兴衰也很有关系。“文化大革命”前，中苏友好时期，放的大量是苏联电影；年有一批香港电影；到了年*治气氛较宽松的时期，有像《早春二月》这样比较抒情的电影；到了“文化大革命”，上演的就尽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之类的电影了；“文化大革命”的漫漫十年，就只剩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了；然后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各种电影就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厦大大礼堂是与这些电影联系在一起的。对厦大的孩子和知识分子来讲，电影是他们唯一的娱乐，电影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
第二个认识世界的工具，画报。厦大有一个工会俱乐部，一层楼，苏式建筑，后来拆掉了，很可惜。后来盖了一座毫无特点的大楼，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楼。工会俱乐部从小给我的感觉是亲切，有吸引力。因为工会俱乐部除了可以打乒乓球和弹子球以外，订有大量的期刊，期刊里面最重要的是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文画报：越南画报、朝鲜画报、苏联画报、保加利亚画报、罗马尼亚画报、阿尔巴尼亚画报、波兰画报、捷克斯洛化克画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画报、南斯拉夫画报，等等，而且是中文的。我幼小的眼睛就是通过画报来认识外面的世界，至少是东欧这个世界的。这些画报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当这些画报只剩下一本阿尔巴尼亚画报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失落，很不习惯。后来我就自己订了一份英文版的阿尔巴尼亚画报。由于从小受到各种画报的熏陶，因此，虽然在厦大偏安一隅，但是我从小就有想了解境外、域外世界的感觉，而且非常的强烈。这些都是作为厦大子女“教二代”非常独特的一种生理感觉、心理感觉和阅读感觉。
5.植物王国与昆虫世界
说厦大是我们这些孩子的乐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厦大是一个植物王国，昆虫世界。
先说植物王国。
厦大很早就有生物系，所以在校园里种植的各种树林非常独特，像前面提到的大叶桉就是，它散发的气息至今令人难忘。当然，在各种树木中，对我们这些调皮而又嘴馋的小男孩来讲，最有吸引力的非那些果树莫属了。小时候，我们对那些果树的印象太强烈了。校园里的果树品种繁多。有龙眼树、芒果树、芭乐树、莲雾树，幼儿园里面有一棵洋桃树、一棵梨树。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偷采摘的对象，所以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可以说，是厦大的果树伴随我们一起成长的，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些老龙眼树有几个树杈我都还记得。
再说昆虫世界。
伴随着龙眼树的记忆，那就是对昆虫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龙眼树上有大量的金龟子。我们小时候就自己粘知了、捕蟋蟀、捉螳螂、抓牵牛、抓瓢虫、抓蚂蚁、抓蝴蝶，从小时就跟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随便都可以说出几十种昆虫的名字，是现在的孩子所望尘莫及的。现在的孩子，最多养个蚕就不得了了，父母就要跟着忙死了。我们小时候至少接触了上百种昆虫。而且有的昆虫是可以玩的，比如蜻蜓是可以玩的，金龟子是可以玩的，蝉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记忆非常独特，非常丰富多彩。
5.情有独钟凤凰木
我们喜欢校园里能让我们一饱口福的众多果树，但情有独钟的却是凤凰木。
那时厦大校园里的凤凰木似乎比现在的还多，而且大多是华盖如云的老凤凰木，枝繁叶茂。我们这些男孩子，之所以对凤凰木情有独钟，是因为看中了那凤凰花朵后面的花杆。那花杆特别长，总有二三寸。更重要的是那细长的花杆特别的有韧性，折弯之后不会断，扣在牛皮筋上，轻轻一拉，就可以弹射出老远，打在皮肉上，如同被小皮鞭抽了一下似的，在肌肤上留下一截红色的斑痕。一旦击中皮肤最细嫩的脖子，疼得钻心。但伤皮不伤肉，我们对游戏乐此不疲，疼并快乐着。因此，在各种打战的游戏里头，这种游戏大行其道，特别受宠。因为它比那些打土圪垃战或弹弓战的危险性都小，所以连最爱多管闲事的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于是凤凰花的细杆成了我们六月的子弹，用粗铁线简单地曲弯，就成型了弹弓的摸样，在弹弓的两端，分别铰成两个“耳朵”，扣入牛皮筋，子弹就可以上膛击发了。常常是把“子弹”用剪刀或铅笔刀一截为二，这样不但可以增加一倍的弹药，而且子弹的射程可以更远，有效地打击对手。虽说那“弹药”的截面渗出的汁液粘手，连装弹药的口袋也斑斑点点的，换衣服时难免遭到大人的斥责，但那风风火火的冲杀追打却是男孩子永远的兴奋。
凤凰花引起男孩子钟情的另一原因是它藏有金龟子，在凤凰木上捉金龟子也是极有战果极有乐趣的。大凡有金龟子的都是粗大的老树，一柱光光的主干如同大象的腿，粗粗、麻麻、圆圆、滑滑，爬上的难度大。而凤凰木的枝杆很脆，喀嚓一声就异常果断地断开，所以在树上的风险也不小。我在树上来去自如，曾有“猴子”的美称。说来这“树中的凤凰”也真怪，粗大的枝干易脆，而细小的花杆坚韧，这极大的反差给了我以思考、回味与无尽的人生联想。五月和六月，金龟子在凤凰花的海洋里飞来飞去，初夏的阳光照得它们的背上金光闪闪的。那一幅画面，是我童年美好的回忆。
三、“文革”初期的厦大校园
1.“革联”与“促联”的武斗
当然，校园里也不全是童话，也有血腥，也有死亡。十年动乱，厦大校园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武斗，一件是校园环境的改变。
先说武斗。
年爆发的“文革”给厦门大学带来了灭顶之灾，“丰庭一”因为直面武斗的中心——“造反楼”（卧云山舍），成了枪林弹雨的重灾区。
“丰庭一”的全称是“丰庭第一楼”，是我们厦门大学的一幢嘉庚老建筑，我就出生在与它近在咫尺的大南10号楼里，它完工落成的鞭炮声与我嗷嗷待哺的哭声一同留录在母亲半个多世纪前的日记里。老旧的它在年已经被彻底拆除。
当年的“丰庭”总共有三座，分别为“丰庭第一”“丰庭第二”和“丰庭第三”，连同女生食堂，形成一个口字形，如今只有硕果仅存的“丰庭第三”骄人地屹立在“克立楼超市”边上，接受各地游客惊艳的目光和无数手机镜头的仰望，而她身后的“丰庭第二”“丰庭第一”以及女生食堂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
据说，年8月2日“8·2惨案”那颗射杀“革联”第一号头目林金铭同学的子弹就是从“丰庭一”的窗口射出的。那颗杀人的子弹就是小口径步枪的子弹。
大人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小口径步枪能够打死人？（大人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他们以为小口径步枪是体育运动的器械？）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捡过弹壳挖过弹头的小孩子来说，却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觉得奇怪呢？第一点，厦大有那么多神枪手，不管多远都可以命中目标，命中一个人的目标是很容易的。第二点，小口径步枪的子弹头是铅的，铅是有*的。铅打进人体后会散开，散开以后，铅的*性跟血液搅和在一起，就可能致人于死命了。林金铭中弹后还抽搐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死了。
当时厦大的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叫“革联”，一派叫“促联”。林金铭死了以后，造成两派更大的武斗，一派要复仇，另外一派要守城，为此以后又发生了几起惨案，死了几十人都有。你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关于厦门武斗的回忆的文章，是我的一个同学写的，他把厦门“文革”武斗的全过程都回顾了一下。
就是说，继林金铭被射杀的“8·2惨案”以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惨案。因为林金铭被射死后，“革联”就退到郊区去了，“促联”就守城，“革联”几次反攻要打进来，于是就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武斗。这以后用的就不是小口径步枪了，而是用正规的机枪冲锋枪步枪对射，因此伤亡就更多了。我们八中“八二九公社”一个同学叫做卓姗文的，非常漂亮的一个高二女同学，她是救护队的，为了抢救伤员，就被打死在文灶街头，子弹击中胸部，导致气胸而死。
2.“文革”对厦大环境的摧残
再说环境的改变。
当时整个厦大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文化大革命”对校园的摧残是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到了“文革”的后期，大学生全部到农场去，大约三分之二的师生员工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下放的下放。整个校园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连厦大人引以为傲的那五幢楼也是白墙涂黑墨，门窗被砸烂；所有的图书馆的门都钉起来封起来；所有的空地，包括建南大礼堂前面那么好的运动场，包括厦大篮球场，全部挖地三尺，开辟成菜地，种地瓜，再拿地瓜喂猪，堂堂的上弦场居然密密麻麻种满了喂猪的地瓜、菜瓜。整个校园，现在想起来像做梦一样，难以想象一个校园可以被摧残到这种程度。一直拖到年下半年，，厦大才重新开始恢复招生——工农试点班。
所以从年到年这5年时间里面，整个厦大就是没有一点点学校的样子。除了大标语，黑的大标语，红的大标语，就是破碎的窗户，封锁的教室，所有的场地空地都被挖开来种地瓜，把整个厦大摧残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有一句非常响亮、非常时髦的口号，叫做“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我经常感慨，厦大何以今天发展得这么快，它就是经过了那么残酷的摧残它都一息尚存，所以一旦给它空气、阳光、水分它就迅猛发展。所以厦大从年到现在大概扩大了十倍以上，发展的速度可能超过了全国任何一所大学。
四、两岸炮战中的厦大校园
1.噩梦一样的跑防空洞
而在海峡两岸，则同样有“武斗”，有“文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由于海峡两岸的对立，作为位于海防前线的大学，厦门大学还有与别的大学不一样的特殊经历，那就是跑防空洞。
前面说到厦大今天何以发展得这么快，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厦大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跑防空洞的历史。海峡两岸的剑拔弩张，厦门金门的炮声不断，极大地制约了校园的发展。一旦这炮声停了，这防空洞不再跑了，没有了这个阻碍，厦大也就突飞猛进了。
我生长在厦大这片依山傍海的秀美校园里，但是直到今天，脑海里小时候跑防空洞的噩梦仍然一直挥之不去。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头七年，福建的制空权是掌握在台湾*方的手里的。伴随着“反攻大陆”的叫嚣，海峡对岸的轰炸机、战斗机和侦察机袭扰厦门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小时候，我隔着厦大托儿所的铁栅栏，可以时常看到解放*和大学生民兵架设高射机枪对空演练的镜头。校园里有纵横交错的防空壕。大约在年，厦大中文系级的同学在南普陀后山的岩洞里上课，突遭台湾*机的俯冲扫射，机枪子弹打在岩石上反弹到洞里，削掉了一位叫蔡荣明的同学的头皮，鲜血直流。不久后，国家花了很多的财力和人力，在校园后山的花岗岩山体中凿出了防空洞，尽可能保证师生们的安全。于是三更半夜防空指挥部凄厉的警报一拉响，父母即刻把我推醒，父亲拎着热水瓶，母亲拉着我，我手里抓着自己的小板凳，一家人深一脚浅一脚地随着左邻右舍黑压压的人群向国光三楼后面的防空洞转移。不能有灯光，熹微的星光下依稀晃动着尖尖的枪刺的光，学生民兵站在路旁低声吆喝着：“快点，跟上！”从年到年，这6年的时间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厦大后面的防空洞可以说是中国最坚固的防空洞，因为它上面有几百米厚的岩石，花岗岩，所以任何炸弹都炸不坏。从小就有跑防空洞这么一个经历，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那呜呜呜的警报声简直可以撕*裂魄，记忆是相当独特的。这是对我个人来说。对厦大而言，这样的一个经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很少有哪一所大学，从年到年，整整30年的时间在防空洞里面躲避着炮火的狂轰滥炸。
年8月23日下午17时30分，厦大的师生推窗见到远处南太武山至小金门的上空一片红光，仿佛大面积燃烧的晚霞一般，千万颗越海的弹道化成海天一色的天然大银幕上壮丽的奇观。由于弹落点都在金门岛上，相隔的一水明显淡化了爆炸的震撼。我们厦大幼儿园的小朋友正排路队回家，人们大大小小一时间都驻足远眺。五分钟之后，厦大防空指挥部响起警报声。（而以往大多是先有警报声，过了好久才有爆炸声的。）幼儿园的阿姨如梦初醒，连忙赶鸭子似地把小朋友们赶向附近的防空洞。又过了一刻钟左右，厦大防空洞里的人们开始感到头顶和附近有沉闷的爆炸声，那是金门大炮还击时零零星星的炮弹。
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八·二三”炮战，史称“第二次台海危机”。密集的炮火前后持续了85分钟。据统计，解放*厦门前线部队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金门*方20分钟之后有弱势的还击，发射炮弹2千余发。我们在厦大防空洞内隐约可以感受到弹落时的震响。控制料罗湾出口的解放*海*岸炮部队遭到金门方面的重点还击，位于围头的解放*海*岸炮第连的一号炮被金门的炮火击中起火，战士安业民在烈火中坚持战斗40分钟，周身大面积烧伤，抢救无效。
半个月后的9月9日，金门的数发炮弹落在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附近，图书馆、物理馆和生物馆等几幢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损，化学系的谢甘沛同学受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到厦大拍摄了记录影片《战斗的厦门大学》，全中国都通过银幕看见了厦门大学坚实的防空洞和威武的厦门大学民兵师。这部电影的拷贝存放在厦门大学的建南大礼堂里，年之后常常要免费放映给新生看，作为校方给新生上的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一课。
“文革”后的年底恢复高考，我考进了厦门大学外文系，海峡两岸紧张的*事对峙仍在继续，我们新生都要参加人防工程劳动，就是对我小时候躲过的那个防空洞进行深挖和扩挖。洞中那股熟悉的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再度体味着洞中那没有日月星辰的压抑感。看来我们的厦大仍作好了进防空洞的准备，难怪不少外省的家长舍不得让孩子报考这所地处福建最前线的大学。
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海峡两岸关系开始全面逐步缓和。海防哨取消了，防空洞被闲置了，后来中间的一个洞区被用来养蜗牛，而左边的一个洞区则被先后开办成娱乐厅什么的，右边的则最终被封了起来，但洞中仍有涓涓细泉流向洞外。
这也是关于厦大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记忆。
2.听到了海峡对岸的“靡靡之音”
除了炮击，就是两岸互相进行的*治宣传。
那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民*加强了对我们的宣传，每每到了海水高潮的时候，金门国民*的广播听得特别清楚。整个厦大校园里面都是它的广播的声音。在大陆严禁“封、资、修”，严禁“靡靡之音”的时候，厦大校园里却回旋着邓丽君那软绵绵的歌声。所以我们邓丽君的歌都会唱。而且那时候金门的广播音调非常绵柔徐缓，跟我们高亢激越的音调形成强烈反差，让我们倍感新鲜。那个音调我至今还记得：“共*弟兄们，大陆同胞们……”，印象非常深。
3.海上陆上都有警戒线
当时的厦大周边还很荒凉，我们从学校走到白城路口就不能过去了，过去了就是老百姓不能涉足的*事基地，就是部队的营房重地了。另外有一条沙子路，通过去，那边有一个基干民兵的哨所，那是武装民兵，就是*厝的武装民兵，他们守在那个路口。经常有很多人，甚至要去投敌的，走到那个哨口还去问路，结果就被抓走了。
还有我们在海边游泳，海上也有一条警戒线，也是不能逾越的。就是在现在的胡里山海边游泳，只要过了胡里山米的警戒线，民兵就会放枪，警告我们不能再往前游了。只能在线的这一边不能过到那一边，所以武装民兵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强烈。
五、把东澳农场剥离出去
1.“都市里的村庄”
小时候的厦大校园令人很没有校园的感觉。我和小伙伴玩“打野战”，常常趴在五老峰山腰的巨石上，用大叶桉的树叶卷成的“望远镜”鸟瞰厦大，只见几列瘦瘦的教学楼、宿舍楼、家属楼与成堆的农舍茅屋犬牙交错，或散落在荒山脚下，或跻身于田头地边，三两条蜿蜒的土路像细细的白线勾连其间，校园几乎全是大片大片的菜园子，夹着讲义的教授与挑着大粪的菜农或者老牛天天擦肩而过，而且老牛经常会非常不客气地在教授的边上拉下一泡粪便，空气中总是飘散着淡淡的牛粪尿和沤烂的包菜叶发出的气息。现在回味起来，昔日的厦大可真像是一家荒郊野岭中的“菜农学府”。
因此，我一直把厦大描绘成“都市里的村庄”，因为它跟农田、跟农家关系太密切了。
特别是到了收包菜的季节，整个厦大校园的空气里就都是一种烂包菜的味道了。因为那时候厦大农场种的都是包菜，包菜收成的时候，外面的叶子要扒下来，丢在田里让它腐烂，所以味道就充斥了整个厦大校园。所以这个气味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烂包菜的气味。
东澳农场跟厦大的关系就是这样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了烂包菜的感觉以外，它有很多小河小溪供农田的灌溉。那时候生态非常好，小河小溪里面有很多小鱼小虾。小鱼里面有一种“白叶仔”，还有一种可以斗的叫“中斑”，可以抓来玩。还有“土溜”“土杀”，在小河里面都有。到了年，引进了非洲鲫鱼，我觉得对生态是个很大的破坏，这个小河里原先的鱼突然间就消失了，没有了，全变成非洲鲫鱼。非洲鲫鱼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一直到今天河里都是非洲鲫鱼。它的肉不多，骨头却又多又硬，我们小孩子对非洲鲫鱼的印象坏透了。
2.把农场剥离出去
东澳农场被从厦大剥离出去是在年。
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这个历史机遇被当时的校长林祖赓抓住了，就是要准备把东澳农场从厦大校园里面剥离出去。
但是，话说回来，东澳农场里面的这些农民已经在这里定居四五十年了，你现在突然要把它剥离出去，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大学校园，跟一个农场挤在一起，也很不像话，很不和谐，是不是？面对这一难题，林祖赓校长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跟厦门市*府配合，在厦门几个小区里面购置了房子，让这些农民搬出去，这是“推”的办法。另外一个，是规定每个农民家庭可以留一个人在厦大工作。就这样软硬兼施把这个大难题给解决了。
这个问题如果当时不解决，拖到今天那不得了。因为不仅是农田跟学校混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农舍和住家也都在里面。里面的农家，偷厦大的建筑材料，然后七搭八盖，盖了很多小屋子，密密麻麻的布满了校园的核心地区，叫东边社，包括现在篮球场那边都是叫做东边社。长期以来，东边社的农民就这样慢慢扩张，今天拿学校几条石条，明天搞学校几包水泥，后天搬学校几摞瓦片，日久天长，日积月累，30年它就成为一个村庄了。而且他们在村庄里面开始搞各种经营，开理发店啦，经营炒米粉啦，专门吸引学生去消费，所以它也发展得红红火火。可以说，东澳农场的存在，已经极大地制约和阻碍了厦大的发展。好在年，厦大采取了关键的步骤，终于把它从学校中剥离出去了。
当然，厦大为此也背上了一定的包袱。给这些农民买了房子让他们迁出去，还雇用了这些农民的后代，给了他们较好的待遇，这些人退休以后工资都有好几千块，非常好了。50岁的女工、55岁的男工，就可以退休了，有好千块钱领，待遇非常好，等于补偿他们父母那时候住房的损失。这个绝对是厦大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不少人都认为林祖赓校长少有作为，但千万要记住的是他在任期里面解决了厦大的这个瘤子吧？把厦大这一个瘤子给挖掉了，不然厦大永远是一幅很不协调的景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房子的迁动是越来越困难了。那时候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更是几乎不可能，没有几个亿是拿不下来的。而且那些人已经形成一个利益群体了，弄不好就是群体性事件，要动它，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