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森安治是谁？许多人知道花森安治，或许是因为曾经热播的日剧《当家姐姐》，也或许是逛无印良品时偶然遇见的《花森安治》读本。
作为日本战后三十年最有名的杂志编辑之一，花森安治与大桥镇子、晴子、芳子三姐妹共同创办的《生活手帖》改变了日本的生活用品消费风潮，也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生活美学观念。
作为工作伙伴，花森安治却被同事赠名为“银座哥斯拉”。无论是选题策划、书籍装帧、监督下印，甚至连杂志社的一日三餐，他始终事无巨细地参与其中。也正是因为他高度的完美主义与对“生活高于一切”的理念坚守，《生活手帖》才得以成为改变日本人生活的国民杂志。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理想国·花森安治系列的《编辑部的故事：花森安治与生活手帖》。小标题为编者索取。
原作者
[日]唐泽平吉
摘编
青青子
《编辑部的故事：花森安治与生活手帖》，[日]唐泽平吉著，张逸雯译，理想国
拙考
书海出版社，年12月。
1
“反常识”的编辑部
入社之前，我对出版社的工作一无所知。
在社内，有不少人把花森先生排除在常识之外。这样的人领导的出版社该是什么样？若以世俗对“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确实相去甚远。入社前我曾从读者的角度做过一番设想，直到入社后尝到现实滋味，才知自己当初的想象之贫乏。
“新人在第一周，到六点就让他们回去。”
这是主编，也就是师父的命令。
（逼员工回家，这怎么看都很“反常识”啊！）
但是，除了照做毫无办法，到六点只能收拾东西走人。因为即便赖着不走，接下来也没新人可干的活。可不管怎么说，逼我们回去总像是强迫，不免有几分屈辱。从一早的入社仪式，到结束时的强行命令，这一天真是五味杂陈。未想到第一天就连迎几个下马威。不过，不仅是在公司，这个世界上始终存在愿意帮你的人。
“在这里，每天的当班编辑要为大家做晚饭。你从下周开始轮，值日的那天也要做饭。大家一起吃完晚饭再继续工作，是这里的习惯。一般是到晚上九点左右，这次因为有空调的商品测评，要分三批轮班通宵。这是为了调控测试室的温度，不得已。但总之，加班在这里是家常便饭。不过，对公司来说是没有加班的概念的，毕竟也不存在打卡制度。杂志每个月必须按时发行，也就是有截稿日期，所以工作优先。”
收到这番通知，老实说，我非常吃惊。自己的晚饭竟然要轮流做，这独特的社风我闻所未闻。更惊奇的是三十多人的编辑部，居然几乎都留下吃过晚饭继续加班。原来《生活手帖》是这样做出来的，这的确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我终于认清了现实。
原来这不是一份能简单解释清楚的工作。我想起花森先生曾说“有些事用一万句也说不清”。此刻我真切理解了，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才让《生活手帖》的版面上印下了认真生活过的人的语言。
工作中的花森安治。
头盔加木棍，扩音器里发出声声怒号——年前后，波及全日本的学园纷争最终宣告失败，与这样的武力行为正相反的、无法血肉化的“思想”，让我更好地理解了《生活手帖》这本杂志的立场和态度。
年，花森安治在第1世纪93号上写下题为《世界不为你转》的文章，副标题为“写给在这个春天即将毕业的女生”。此文同时也是为了悼念《生活手帖》编辑部林澄子女士的突然离世。
林女士离世时，女儿万美五岁零一个月，万纪只有七个月。在生活手帖社里唯一称得上规定的，仅有“早上九点出勤”一条，除此无他。拥有成百上千员工的大公司另当别论，但在只有三五十人的职场制定规则，是对在这里工作之人的侮辱……没有规则，也就意味着自担责任。至于规定早晨出勤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要靠团队协作，若不能在同一时间集合，大部分时候就无法以一个团队推进工作。林澄子女士不论多晚回去，只要回到家，她就是一位主妇，并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工作。
在这篇文章里，花森安治想说的是这么三件事。
首先是对林澄子女士的生活方式，对她能良好驾驭不同角色的赞美，以及对失去这样一位优秀同事的深深哀伤。
其次是想说明在生活手帖社工作的辛苦。这在他另一篇《商品测评入门》中也有详述，他写道：“这里的工作绝对不轻松，不是哼着歌跷着腿就能完成的。”
最后隐含的一点，针对的是女性在社会工作中的意义。
花森安治的笔，矛头直指大部分从未翻过《生活手帖》却能若无其事来参加入社考试的女大学生，质疑她们把工作看成结婚前的临时落脚点，批判其轻视工作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质疑与单纯的女权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回事。
年，《生活手帖》第1世纪50号的卷末，《我们的微小历史》一文中，登了杂志第10号的后记：
刚开始做这本杂志的时候，每出新一号，我们都会分着把一摞摞杂志塞进背包，西至三岛、沼津，北上宇都宫、水户，在每一站下车，跑一家家书店，把杂志送到店里。早上乘头两班车出发，晚上九十点准时从新桥站回社。等最后一位同事归来，大家才一起下班。运气不好的时候，没少受书店的白眼、回绝—“这样的杂志卖不出去的”“没地方给你放”。12月天寒地冻的晚上，背上的杂志分量却未减一半，虽然很丢人，在回去漆黑的路上还是忍不住掉下不甘的眼泪。等精疲力竭地回到社里，赫然看到桌上摆着先一步回来的同事蒸好的红薯。明明已过了十点，却没有一个人提前回去。
当时的状态若以一般常识和世俗眼光，怎么看都岌岌可危，徘徊在倒闭的边缘。但很不可思议，我们这群人却在梦里都没想过要放弃。如今回想不免后怕，但当时是无比投入的状态。
战后，《生活手帖》这样一本无论外观还是内容都偏离“世俗常识”的杂志是如何诞生，又是如何以“世俗常识”难以理解的方式销售，从谷底一步步向上爬，这段艰辛的历程就被记录在这篇《我们的微小历史》中。
《生活手帖》第1世纪手绘封面。
这样的经历，必然会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并且，其赋予人生的深度与底蕴，后来者唯有通过想象才能感知了。但即便是想象，若自身面对如此窘况，能否像当年前辈们那样，无视“世俗常识”而不懈地、无我地投入其中？想必每个人都会在内心自问。
生活手帖社里没有员工守则，也没有严格的劳资对立关系。“守护生活”是整个编辑部的共同目标。花森先生所言“在只有三五十人的职场制定规则，是对在这里工作之人的侮辱”，便是生活手帖社的常识。
并且，这样一个没有员工守则的工作环境，不正是花森安治充分发挥非凡领导力的最理想的职场吗？
“我做的事情、说的话，对这个社会来说至少早了十年，不，二十年差不多吧，很多时候不被理解是正常的。”
花森安治曾如此自嘲。没有一定自信，说不出这样的话，而花森安治能这么说，我想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为他创造了一个自由工作的环境。如果制定规则作茧自缚，不仅无法发挥他的才能，也诞生不了《生活手帖》独特的编辑风格。
这就是生活手帖社里“成年人的常识”。
2
人手一台相机与录音机
《生活手帖》的编辑们有两样工具必须自备：相机和小型录音机。让我们自己准备这两样必备的工具，也暗合了花森安治作为一个手艺人师父特有的思考方式。
比如刨子之于木匠，菜刀之于厨师，剪刀之于裁缝，毛刷之于漆涂师……对手艺人来说，工具就是生命。无论什么工种，手艺人的工具都自己准备，甚至量身打造。它们如双手的一部分，应善待使用。花森安治的观点是，用统一配发的工具，成不了出色的手艺人。
“笔和笔记本既然是媒体人的必需品，相机和录音机不也一样吗？采访还需要摄影师和速记员陪同的，不是一个合格的媒体人。无论何时何地，采访都要能自己拍照。所以工具也必须能很快上手。没有哪个笨蛋记者去采访还要问别人借笔和笔记本的。相机和录音机也是一样，必须自备。”
包括社长镇子女士在内的编辑部所有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机和录音机。这对刚入社的我来说，是一桩新鲜事。
工作中的花森安治。
的确，若是自己掏钱买，必会珍惜使用。长期使用，则熟能生巧。但在我刚入社的20世纪70年代初，这两样都是需要下大决心用奖金购买的奢侈品。对如今的毕业生来说，第一笔工资往往就能买下质量不错的相机和录音笔，在我那个时代却很难。于是在发第一笔奖金的时候，花森安治对我们说：
“你们入社才不到两个月，公司就发奖金，可不是给你们零用的。这笔钱是让你们买相机和录音机的。”
奖金的去向也替我们规定好了。这笔奖金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勉强够买相机和录音机。
我本打算把第一笔奖金寄给父母作为礼物。这不过是正常想法，想让他们高兴一下。但这么一来也没辙，我写信骗父母说奖金要年末才发，请他们耐心等待，拿着钱买了相机和录音机。
相机是一部单反。我想买的是尼康，可惜预算不足。尼康一向不便宜，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宾得。跟我同一批的两位编辑分别买了奥林巴斯和美能达——仅在相机的选择上，我们之间已有那么点暗中较量的味道。
花森安治
录音机则是索尼的。当时市面上买得到的可携带盒式磁带机，只有索尼和飞利浦两个品牌。直到80年代初，可以装口袋的随身听登场，轻巧型的产品才逐渐占据市场，价格也由此降下来。
要说相机和录音机哪个对编辑来说更棘手，那当然是相机了。当时没有全自动的相机，对焦、光圈、快门速度都必须自己手动调节。调节光圈来改变景深，以快门优先，则既能动中取静也能虚化背景。手动拍摄的乐趣，是傻瓜相机所没有的。
但棘手的是按快门的意识，这是品位的问题，绝不能在一朝一夕掌握。
“想要拍好照片，最好的学习方法是看电影。比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内容无所谓，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