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他们就和我的父母一样，早已长眠在陕西商洛那个叫秦岭的山脚下，而每当我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奔波拍摄剪辑制作各种图像、书写着各类人物时，他们总能让我午夜梦醒，回忆着他们的历历过往，我那青少年时代的种种不安与坎坷。
在一个中国人从来都不曾记起，但许多省份都曾叫着“黑龙口”的金星村，我的人生起点就从那儿开始。
我能记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爷爷的爷爷从山西大槐树那儿逃荒过来，生下我的五个爷爷兄弟，而我的爷爷生下五个我的父辈兄弟后，就早早埋在了叫金星村的山背后那边。
为了不再重复着爷爷和父亲的老路，我在六岁时就被送到金星小学上学。我记得一条三米长的木板旁，五块木凳上就坐着我和锁子、石头、狗娃、水芹五个小朋友，高低不平的操场上，雨雪时就成了一汪又一汪泥潭，潭面上不是冒着水泡就是一层厚厚的冰层，没有玻璃的窗户都是糊着一层又一层旧的报纸。
上初中时，从金星村到三岔河中学，需要沿着一高一低、沙石成堆、弯弯曲曲的河道，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开始步行。河道上一片漆黑，遇到暴风雨和冰雪天气，我们只能抱着一捆麻杆，先把一枝点燃，前边一个同学带路，后边的一个又一个大声叫着“跟上，跟上”，生怕遇到狼虫虎豹，尤其是野猪的袭击。深一脚浅一脚，淋湿全身、摔倒、掉进冰河里泥水中是常有的事。因为粮食不够，初中时，我的父母就在小麦、玉米粉中掺杂着各种树叶、菜叶，把它们揉成黑色偏蓝的面团，在泥巴筑成的灶台上，用铁锅烤了一遍又一遍，并且反复叮嘱，“每天中午一个，喝碗糊汤咸菜就行啦……”往往早上五点黑山黑水中出门，晚上七八点钟甚至九点后才能返回村中。任老师、闫老师、贾老师、李老师……他们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最辛酸的是来自麻街乡的任老师，因为家庭出身“地主成份”，大热天被抓到庄稼地中让上千多人批斗了一次又一次。既便如此，他仍然和我们一块步行三十多里，跑到叫康河的山上，一步一个脚印，扛回枯死的木材，点燃为我们做中午的午餐。因为饥肠膔膔，我曾翻院墙，跑到学校附近的村庄偷拔萝卜、偷摘生涩的柿子，被任老师、贾老师发现后，他们正准备拧我的耳朵教训一番，谁知我的眼前一黑，饿昏倒地，醒来时，却发现两个老师把自己仅有的两个馍馍让给我，我顿时哭了。
因为偷吃村民萝卜、柿子，偷拨红薯，初三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书被李校长扣留了，我做梦也没想到，是任老师用一把剪刀从桌缝中把它叼出来，我才有幸走进了黑龙口中学。
从金星村到黑龙口高中，需要翻过一个叫“十八盘”的大山和一个叫“小商沿”的小山。我记得从金星小学到三岔河中学，我们九个村升学率达80%，而从三岔河中学考入黑龙口高中，多人仅仅去了30多人，未到高二，金星村就剩陈锁子、骆粉芹和我三个人了。当我两年后从商县中学考上商洛农校时，整个三岔河中学多人中，就剩我们“三颗夜明星”了。我不知道是哭还是想笑，好长时间闷闷不乐。
从丹凤县工作开始，我就坚持自学考试，奋发图强，西北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这些过去做梦都没想到的大学，终于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圆了我的本科梦、研究生梦。当我的大量文章、摄影作品刊登在了西安日报、陕西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林业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等报刊上时，我终于告别商洛、告别陕西，踏进海南开发报、海南特区报、海南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也登上了华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全国*协礼堂、钓鱼台国宾馆的讲坛、论坛，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中华大地上。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在记忆的长河中，我最难忘的还是中学时代，在那个苦难的岁月里，这些当初历历在目、如今渐渐模糊的一个又一个老师的身影。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才是我今生永远感恩的人，和我的父母一样，终生难忘和铭记。（李长征）
年7月5日于西安曲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