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忠自称，有人修车，他是「修人」。他年近60岁，曾任第四医院（医院）全*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他主刀过世界第二例、中国首例换脸术，完成过中国首例前臂耳再造手术，无论国际国内，「修耳朵」这个领域，他是顶级专家。他用肋软骨雕刻、组装的耳朵，成品逼真。
「地球上能把这个活儿干好的，不超过10个人。」他自信地表示，「我们是拿刀的艺术家。」
文｜秦珍子
编辑｜从玉华
来源｜冰点周刊(id:bingdianweekly)
生物学对脊椎动物外形的描述，有一个关键词，「左右对称」。
这个词很好理解，假若以脊椎为中轴线折叠，这一半应是另一半照镜子般的模样。左眼、右眼，左手、右手，就算是一只鼻子、一条尾巴，也能被均匀分成两半。飞鸟与鱼，人或猫狗，都是如此。
这是自然规律，而打破规律的，称之为意外。
20岁，卢敏还在读大学，意外怀孕。男友家急着给这对年轻人办了喜事。当她临盆时，意外再一次到来。
「婆婆瞧了一眼，转头就走。」卢敏回忆，「我妈说，看看你自己生了个啥子。」
刚刚诞生的小女孩，只有一只完整的耳朵。在原本应该是右耳的位置上，只存在着一点小小的肉瓣，没有耳孔和耳廓。
这是先天性小耳畸形的典型特征，俗称「小耳症」。中国每年大约有个这样的孩子出生，其中十分之一是双侧均有畸形，严重的会影响听力。
耳朵是不可再生的器官，弥补缺陷需要人工再造。一种通行的方式是，取出患者的部分肋软骨，做成外耳形状，再植入患处皮下。7-11岁被医学界认为是人类肋软骨再植的「*金年龄」。
卢敏等了7年，年，女儿7岁了，进入「最佳手术年龄区间」。为了给新耳朵安家，小女孩又忍耐了7个月的皮肤扩张术。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卢敏说。
可意外再次找上了这对母女。
必须尽快手术的人，绝大多数是孩子
关键时刻，董跃平不愿掉转车头。
他从山西临汾出发，连续驾驶5个多小时，马上就要抵达陕西西安。但打来电话的人坚持说，返回吧，来了也没有意义。
「您先停下车，我用视频通话跟您解释！」
「我在高速（公路）上！怎么停车？！」董跃平对着手机吼道。
他结束通话，看了一眼儿子，17岁的男孩也看着父亲。在男孩头颅右侧，鼓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球状包块。那是手术埋入皮下的水袋，每天一两毫升的注水进行了数月，水袋逐渐膨胀，皮肤受到张力，随之生长，新生的皮肤将用来覆盖肋软骨制成的耳朵框架。
按照原计划，两天后，「水球」将消失，一只右耳将在那里诞生。但此刻，董跃平不知如何开口对儿子说，耳朵做不了了。
那是年1月13日，西安卫健委发布通告，对「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作出「停业整顿3个月」的处罚。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就是董跃平和儿子的目的地。医院的整形外科，他们已经完成了外耳再造的第一期手术，即埋入皮肤扩张器。就在如约赶赴第二期手术的路上，医院通知返回。
此时，四川的卢敏早就买好车票，女儿脑袋边上的「水球」已经挂了7个月。医院「停诊」后，卢敏不得不把水杯、毛巾等生活用品一件件从行李箱掏出来，为这个「意外」继续等待。
那两天，像这样的电话，朱冰打了很多。
「约了门诊的有多人，约了第一期（手术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有多人，约了第二期（手术）的有人。」朱冰回忆，「得一一通知。」作为西安医院的院长助理，她和同事一刻不停地打电话，他们优先通知约定近期来院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带球」数月、必须尽快进行二期手术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满10岁的孩子。
「我太理解他们的心情了。」朱冰回忆，医院，骂她和医生，她忍着，让他们宣泄，「假也请了，票也定了，甚至有人都到西安了，宁愿隔离14天，加上疫情给人的压力，所以情绪不好。」
根据朱冰了解到的情况，一批患者第二天就要办理入院手续了；还有患者为了等手术，医院住了一个月；有人到西安后，受疫情影响，只能住在亲戚家，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下去；有人在路上，和她通话时周围有火车车厢的服务广播声。大部分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手术需要花费七八万元，这一折腾，又增加了他们就医的成本。
「是不是别人靠关系插队了？」董跃平怀疑过，最终他还是带儿子回了临汾，最近的时候，他距离西安只有20公里。
实际上，除已入院患者，执行「停诊」措施后，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的多个科室，没有新接诊一人、新登记一台手术。
「我没想过发微博的后果，我只想过不做手术的后果」
1月12日夜里11点，西安国际医院院长、那些「耳朵」的制作者郭树忠急了。
「孩子们『带球』带了几个月，不能再拖了。」他担心，「皮肤扩张器的注水管暴露在外，体表有开放性创口，再拖下去，患者感染的风险会显著上升。」此外，很多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趁寒假来做手术，如果继续「带球」，开学时他们很可能无法重返校园。
郭树忠自称，有人修车，他是「修人」。他年近60岁，曾任第四医院（医院）全*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他主刀过世界第二例、中国首例换脸术，完成过中国首例前臂耳再造手术，无论国际国内，「修耳朵」这个领域，他是顶级专家。他用肋软骨雕刻、组装的耳朵，成品逼真。
「地球上能把这个活儿干好的，不超过10个人。」他自信地表示，「我们是拿刀的艺术家。」
许多小耳症患者的父母从全国各地而来。郭树忠说，有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通过超声检查看到了耳部缺陷，就联系他预约面诊和手术的那一天。也有老人把小耳朵视作一生的缺憾，想把手术做了，「完完整整」地离开人世。
在郭树忠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占据半面墙壁的大白板，白板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一只皮肤扩张器进入患者头皮下的日期，还有已预约的二期手术数量。从前，这个数字始终一边减少，一边增加。
「我不能停下，不能倒下，未来估计还有1万多台手术在等着我。」郭树忠说。
最要紧的，是眼前的名患者。他们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时间足够长了，因为其间郭树忠身体抱恙，手术已经被推迟了几个月，眼看又要再次推迟。
「我今天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我感觉非常对不住这些患者」，1月13日晚，郭树忠用个人账号公开发表一条微博，讲述不能手术的焦虑心情。在他附上的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患者照片中，孩子们的头部一侧，突兀地鼓着大包块，显著发红，管道穿过皮肤，盘绕在一旁。郭树忠发出警示：「无论如何都该做二期手术了，否则风险会增加。」
师俊莉是郭树忠的学生，也是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外科主任，给患者埋入皮肤扩张器的一期手术，主要由她完成。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埋了35个。
师俊莉在手术中受访者供图她会在患者的新耳朵选址处上方开一个口，用手术剪刀剖开皮下组织，形成中空的囊袋，再将折叠成小块的扩张器塞入、展开，将管道留在体外，最后缝合伤口。这项操作中，剪刀要穿过皮下组织的不同层面，对医生手感的要求很高。
这位外科医生用修长的两根指头模拟剪刀，冷静而精确地形容着刀刃在皮下剪开组织的触感，「阻力变大了，这是有（毛）发区和无（毛）发区的交界处，刀尖要微微转向了」。
回忆「停诊」时，这个调侃自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女人」显得有些激动。
「我把『球球』埋进去时，就开始牵挂他们。」师俊莉说。她遇到过，有农村孩子缺少监护，夏天会跳到村子的池塘里游泳，造成伤口感染。有人运动或与人玩闹时被扯到管道或碰伤表皮，绝大多数人几个月间只能朝着一个方向睡觉。
董跃平的儿子，已经很久没有上过体育课了。卢敏的女儿刚到学龄，接受一期手术后，「球」越鼓越大，紧绷的皮肤闪闪发亮，有一种轻触就会破损的脆弱感。这个年纪的孩子活泼好动，老师担心她遭遇磕碰，建议她不要到校。7个月来，每晚入睡后，卢敏都会爬起来三四次，「看我女儿的『球球』还好不好」。另一些细心的母亲，会缝制中空的环状枕头，以便孩子翻身时，「『大包』可以好好地放进去」。
「多等一天，我和他们就多揪心一天。」师俊莉说，她没想到，「教授会发那条微博，还在网络上引起轰动了。」
「当时我一点都没想过发微博有啥后果。」郭树忠摆了摆手说，「我只想过不给他们做手术的后果。」
1月13日郭树忠发布的微博「心上的病比身上的病更重」
卢敏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女儿出生的那一天，没有受到家人的欢迎。她年轻的丈夫听说了那个意外，拒绝探望这对母女。医院。母亲照顾她们，却直白地推测着「原因」。
「新房甲醛」「没吃叶酸」「孕期感冒」……都被考虑到了，但实际上，即使是针对这种先天疾病最前沿的医学研究，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环境污染、基因缺陷都是备选因素。郭树忠和师俊莉接触过一个家庭，总共少了16只耳朵，「应该是遗传造成的」。也有些工业发达的地方，土壤和地下水长期受到污染，「小耳」病例多。但总的来说，这个意外降临时，不挑地域，不挑贫富，唯独在性别上，男性比例高。
较低的概率也让卢敏赶上了。女儿刚满月，她就四处求医，郭树忠团队给出了让她满意的方案，除了「7年后再来」。
小女孩长大的过程中，祖母从不愿带她出门玩耍。外祖母提醒她少看电子屏幕，保护眼睛，「没耳朵连眼镜都戴不了」。有小伙伴好奇，伸手揪她仅存的那一点「小耳朵」，她学会了反击。
董跃平是从产检医生那里，第一次听说孩子的缺陷。医生问，「少个耳朵，打掉（人工流产）吗？」他毫不犹豫，「五六个月，是个人了，就因为一只耳朵，怎么可能不要」。
儿子出生那天，他亲眼看见了那个缺陷，「初为人父太高兴了，却又有说不出来的难受」。
这位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求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案。男孩小时候并不在意耳朵，但当他进入青春期后，性格变得愈发敏感、内向。他每天都戴着帽子去上学，不喜欢外出。比起和同龄人玩，他更愿意一个人画画。
想起那种「不舒服」的感觉，24岁的李达至今还会激动。
他出生在内蒙古一座小镇，小时候的外号叫「托尔多」。他介绍，在当地方言里，这是「没耳朵」的意思。
「托尔多，一起玩！」他想起儿童时代小伙伴的呼唤，想起另一个少了一只耳朵的小学同学，和他一起被老师叫去拍照「留念」，几乎没有反感。然而，李达上初中时，心理随身体开始剧变。
同桌和他吵架，骂他「没耳朵就是不行，递不进去人话」，他气到现在。走在县城的商场，他会被「好奇的小镇居民」围住，打听他怎么丢了耳朵。他越来越焦虑，频繁地洗脸、照镜子，问自己「为什么比别人少了一样」。他越来越在意外表，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他还一直留着能盖住耳朵的发型。
「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有这种默契，给孩子留的发型差不多。」朱冰回想多年以来见过的数以千计的小耳症患者，「大多都有能盖住缺陷的发型」。一些男孩从未剪过短发，手术前要剃发，有的人新奇、兴奋，有的人难舍、大哭。
根据朱冰的观察，小耳症患者的智力、体能一般没问题。年龄越小，他们所受的心理困扰也越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听力受损不严重的，和人沟通非常顺畅。其中还有一些，因为缺陷得到了家人格外的怜爱，同理心很强。董跃平就不忍心凶儿子，他的父母、岳父母都把这个孩子视若珍宝。他后来又得了个「一点问题没有」的闺女，妹妹懂事，从小就知道不提哥哥的耳朵，不和哥哥争抢。
比起带给幼小心灵的影响，那些令人意外的耳朵，对患者的父母伤害更深。
卢敏常被人问起，你怀孕时干什么了，把孩子生成这样。在怀上第二个孩子后，卢敏对影像学检查很执着，做B超的次数远高于产检需要。她反反复复地问医生，耳朵有吗，嘴唇呢，手指呢。
董跃平一到家庭聚会，就得硬着头皮去听亲朋好友的「好心建议」。他做报废车生意，收入无论多少，都大方投入两个孩子的教育。他不是有钱人，因为一度没筹到给儿子做耳朵的费用，他感到无比愧疚。
常有母亲向医生提出，「取我的肋骨给孩子做耳朵」，但异体组织移植容易引发排异，朱冰不得不解释、回绝。她记得一个10岁的小患者，全家人都认为「女孩就没必要花这钱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坚定地「非做不可」。外耳再造术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朱冰也理解那些因经济困难放弃手术的家庭。
李达回忆，祖父母瞧不起他的母亲，认为孩子有缺陷就是当妈的错。班里开家长会，一群母亲拉着他母亲，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把孩子耳朵烫没的」，责备她「太不小心」，然后提醒她「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一家人曾去北京看耳朵，被骗去大额药费。「说吃了他的中药，耳朵就能长出来，说我吃完发烧是因为耳朵在膨胀。」
李达的父亲做泥瓦匠，母亲打点小工，他们一直在为儿子的耳朵攒钱。
「有时我写作业，她盯着我，然后就哭了。」李达回忆，他还问母亲，「我写错啥了？」
再次筹够儿子的「耳朵钱」时，这位母亲查出了胃间质瘤。她悄悄藏起CT片，不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直到已经上高中的李达发现了母亲的病情，逼她接受治疗。
这位母亲后来陷入抑郁，长期服用药物，她总是对儿子哭诉：「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给你做耳朵的。」在李达看来，自己的耳朵是母亲的心病，比她身上的病沉重多了。
「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
因为心疼母亲，李达试着接受那只耳朵的遗憾，「不做又能怎么样」。
读大学时，他用尽全力读书、社交。他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成绩也好，是校园里的人气之星。在一次活动中，他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同学。收获爱情让李达更加自信，「其实我并没有比别人少什么」。
如果不是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李达已经不打算种耳朵了。他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奶厂担任车间管理人员。他和女友关系稳定，除了偶尔「和她父母视频通话会藏起半边」、考驾照被考官质疑「听力」以外，他对生活没什么不满意。他留极短的寸头，登上公司年会舞台，还在抖音平台发布直接暴露缺陷的视频。「我们的感情也很平等，她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对我不是同情，是爱情，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奶厂要求全体员工，戴口罩进入办公区。
「没有耳朵怎么戴口罩？」李达回忆，他把特仑苏牛奶箱的塑料提手拆下来，固定口罩两侧的皮筋。「我平时都是精精神神的，这样一戴人都塌了！」一位奶车司机劝他，「做个耳朵吧，方便些，以后也不会有人问小孩，你爸爸怎么没有耳朵。」
「为了我母亲的心病，也为了我未来的家人。」李达很快就向单位请了假，医院问诊，租住在地下室里。「网上无意间看到郭教授，我坐了趟绿皮火车，连夜赶到西安。」
那是年年底的事，朱冰印象很深，「小伙子的故事很曲折，但两期手术都很顺利」。李达则模模糊糊地记得，术后，麻醉剂的作用还未消散，他便问母亲，有镜子吗，有耳朵吗，母亲依然在哭，「可能是所有的心病终于发泄出来了」。
年初，医院停诊，卢敏还得继续与「心病」共存。她想好了，女儿的缺陷治不好，干脆不要嫁人，一辈子跟着她；自己被人瞧不起，干脆也不要受婆家的气，也一辈子跟着母亲——三代女人一起过。
1月14日，郭树忠发微博的第二天，医院接到市卫健委的通知，个已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患者可以做二期手术，暂时不允许「新增」。
「感谢上级领导能够体谅到孩子们的疾苦。」郭树忠又发了一条微博，在他看来，医院应该吸取教训，坚持「生命至上」。
朱冰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再一次拨通那组号码。这回，她听到的是「现在买票」「马上出发」「听您安排」和各式各样的感谢之辞。她记得，医院后，冲上来拥抱她。准备二期手术的孩子们剃去了头发，「大球带小球」的脑袋在病区里到处晃悠。
董跃平儿子和卢敏女儿都在那份名单内，两人的手术被排在同一天，2月9日。虽然还要再等上大半个月，但对他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春节，真的有「辞旧迎新」的意味了。
郭树忠再一次拿起了手术刀——11号刀片、德国制造、雕刻软骨专用。一只、两只、三只……只耳朵，开始一只一只诞生。每一次进行术前家属谈话时，他都郑重地道歉：「对不住，因为我的身体原因，耽误了这么久。」
回归手术室的第一天，郭树忠做了3只耳朵，他们都属于孩子，两个7岁，一个12岁。看到郭树忠，麻醉科医生也很激动，笑着说「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朱冰描述，在病房里，孩子们会互相交流「耳朵」，「带球」的摸摸已经「对称」的，「对称」的鼓励「带球」的——「你的肯定比我的好」。
「给孩子们做手术是一件幸福的事。」那一天，郭树忠「在手术换台的间隙」发微博，「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我总是觉得，病人的幸福，就是医生的幸福。」
「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以假乱真」
2月9日一早，卢敏忍住眼泪，笑着和女儿道别。
「别害怕，妈妈就在外面。」她说。
「我是来种耳朵的！」躺在手术转运床上的小女孩咧嘴一笑，露出还没长全的门牙说，「我才不怕呢！等我出来的时候，就有耳朵了。」
手术开始进行。只用了一分半钟，负压泵就将小女孩皮下鼓胀的水袋抽空了，新长出的皮肤瘪瘪地褶皱起来。
郭树忠用一把钢尺，仔细度量了小女孩完好的左耳，比照着，在右侧皮肤表面「以对称为标准」画下线路。另一位医生接过手术刀，沿郭树忠画好的线做了一个直角切口，护士迅速清理了刀口的血液，透明的皮肤扩张器暴露出来，旋即被用手术剪夹出。
在无影灯下，被3把剪刀包围的切口，出血量很小，视野清晰，这是注射的肾上腺素的作用。与此同时，师俊莉带领的另一手术团队在小女孩的左胸下方，切开一道小小的口子，准备取肋软骨。
「就像剥洋葱一样剥开骨膜。」郭树忠曾比喻，「啃过排骨吧，那些半透明的脆骨就是肋软骨。」
师俊莉解释，做耳朵，用到的软骨主要在第6号、第7号和第8号肋骨上。如果量不够，可能还要取第9号的。它们的长度、硬度、弹性、厚度都相对合适。做左耳要用右侧的肋软骨，反之同理，这是为了利用软骨天然的弧度。
7号条件最好，会被用来做耳朵的主支架，6号做底座，8号、9号做耳轮和对耳轮。人的外耳天生沟壑纵横，重建时如果追求仿真，要将所有细节构建出来。师俊莉说，太小的孩子，肋软骨量不够，长大了又会钙化、变硬，60岁以上「就成了豆沙雪糕，酥掉了」。
有人耳朵大，用料多，有人耳朵贴头皮，用料少。但每个人的耳朵都拥有独特的形态，「医学需求的外耳再造，追求的不是美，而是『像』。」师俊莉说，参照物就是对侧那只耳朵。
郭树忠自称「赝品制造大师」，他把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请来给团队授课，让学生练习雕萝卜、芥菜、羊和猪的排骨，自己也去美院刻木头、捏陶土。
此刻，他接过小女孩的第一段肋软骨，放置在一块巴掌见方的白色操作台上。
孩子的软骨是粉白色的，看上去非常纯净，郭树忠用手术剪刀轻轻修去上面残留的组织，拿起一份1:1制作的小女孩左耳的透明模版，比对着那段软骨，画下轮廓。
11号刀片登场了，它削过骨面，白色碎屑随之掉落，软骨开始显露出优美的弧线，那是在模拟耳轮的外缘。
郭树忠在讲解外耳的解剖学结构受访者供图手术室里，心电监护仪发出均匀而响亮的滴声，背景音则是交替播放的情歌、古典乐和春节序曲。郭树忠一边雕刻着骨头，一边讲起整形外科的历史——一战时，不少士兵遭受近距离枪伤，面部损毁严重，「孤悬于身体之外的耳朵格外容易被打掉」。
「有的*医治腿、有的治肚子，还有一个大夫，专做修修补补的工作。」郭树忠提到的人，名叫哈罗德·吉利斯，是一位新西兰耳鼻喉科医生。年，他在英国一家诊所工作，说服主管，为从战场归来的「*脸」战士修复面部。他解剖过不少战地遗骸，发现肋软骨适合用来再造器官。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郭树忠说，使用自身的肋软骨再造器官，能有效避免排异反应；少了几段肋软骨，对人影响也不大。
吉利斯被称为「整形外科之父」，但其后几十年，全世界医生做出的外耳，都还只是一个「肉板板」。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一位医生才第一次用肋软骨做出「类似耳朵的形状」。之后，另一位热爱艺术、喜欢雕石头的美国医生，在肋软骨上雕出了耳朵的细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医生主导着全世界耳再造领域，「所有的教科书，权威信息都来自他，所有的学术会议，都是他主持」。
「年我在美国参加他的培训班，他不太搭理我，但我听得非常仔细。」郭树忠笑着回忆，仿佛回到了虚心求学的时代，随即他恢复了「大佬」的气势，严肃地表示，「到今天，他的方法已经淘汰，我们做耳朵的效果早就远远超过他了。」他会去义诊，也找来基金会，给经济实在困难的患者免费做手术。
郭树忠将雕好的软骨部件组合起来，用钛丝缝合、固定，在他手中，出现了一只边缘圆润的、很像耳朵的东西。
「耳朵是三维立体结构。」他解释，「雕和塑是两件事，要边雕刻边塑形。」更多的肋软骨被取出、送到他手边，11号刀片继续游走，微小的白色碎屑散落在深绿和浅蓝的操作台盖布上。郭树忠珍惜这些材料，尽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1小时后，卢敏女儿的右耳已经具备雏形。郭树忠捏着模版比了比，开始修整耳朵的细节，增加「亚结构」——调整对耳轮的「三角窝」、增加耳屏、留出耳甲腔。他将已成型的结构放入小女孩脑袋右侧的切口，与左耳再三比对，又进行了几次调整。
当负压泵最终抽走皮肤下的空气时，几乎在一瞬间，表皮贴紧软骨，软骨卡住颅骨，一只粉红色的右耳出现了。恢复了血供，这些软骨将继续存活。
「我们这一行，追求的最高境界叫以假乱真。」郭树忠说，数年前，他尝试使用人工材料，工业化地做耳朵，效果一直不理想，「最后还是回到手上来。」
郭树忠实施外耳再造术的一个案例受访者供图
拿手术刀的心理医生5天后的下午，卢敏追着女儿，穿过病房长长的走廊。「慢一点！」她叮嘱，她不敢再面对任何意外了。除了光头上顶着一根引流管，小女孩看上去很正常，右耳开始消肿，和左耳一样圆乎乎的。她眼睛大，特别爱笑，随身带着一只「小马宝莉」玩具。做完手术的当晚，她还疼得「哎、哎」直叫，但现在，她一会儿跑，一会儿跳，一会儿蹲，一会儿捶家属休息区的人型发泄靶，看得卢敏心慌。她已经把女儿新耳朵的照片、视频发给家人看，「好长时间憋着一口气，喘出来了」。她还总是忍不住问女儿，「你的耳朵漂亮吗」，然后等着那声「漂——亮——」。再一晚，这对母女就能出院回家了。此时，西安已经连续20多天无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行程码早就「摘星」，城市运转正常。医院里，郭树忠会遇到其他科室「拿刀」的同行。「真羡慕你，老郭！」有外科专家对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做手术，忽然不让做了，都不知道生命用来干啥！」郭树忠知道那种感受。作为外科医生，他切过发炎的阑尾，也摘过恶性肿瘤。他给双腿受伤、心跳骤停的工人师傅做手术；给被驴咬掉下巴、父母背着家当寻医的孩子做手术；给渴望换一种性别生存的人群做手术。曾有一个年轻人，遭遇车祸，骨盆都压碎了，郭树忠忘不了他看着医生的眼神，「人都成那样了，眼睛里的求生欲还是那么旺盛」。「还是把人修好更有成就感。」他说。比起60后的老师，80后的师俊莉野心更大。她始终认为「没有一台手术是完美的」，流程、操作、医疗器械都可以优化、再优化。以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手术为例，她希望能做出一个「标准化流程」，精确到「这一刀切多少厘米」「这口子缝多少针」。她的理由是，「不要让这种手术成为我的『独门秘籍』，而是要让更多医生能学能做」——这样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董跃平的儿子出院时，拒绝戴上帽子。回到家，这个从前只在意「鞋子」的少年网购了一大堆「上衣」，穿上新衣，出门见同学。「内心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外表缺陷没那么重要了。」李达回忆，「但当我真正拥有正常的外表以后，内心还是不一样了。」他出院、上班后，遇见每一个同事，都会指着新耳朵给对方看。他第一次把社交媒体账号头像换成了自己的照片，他不再「特别恐惧失去爱人」。不久前，他被升职为「总经理秘书」，跟随领导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以前有活动我也挺积极的，但被选中的时候少。回过头来看，我理解领导的想法。」他不敢剧烈运动，「大酒」也不敢喝了，小心地保护着耳朵。「我的手术刀能触及患者的内心，让他们更自信，更快乐，我是个拿刀的心理医生。」在「拿刀的艺术家」之后，郭树忠又给自己想出了一个头衔。李达总会想起带着两只耳朵出院的那一天。医院大门，走到街道上，和路人不断擦肩而过，但没有任何人看他一眼——那就是他最想要的平凡。（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卢敏、董跃平、李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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