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夏的某天，天尚未破晓，山东省某县的农民韩爱国早早地就起床了。先是叫醒邻居，接着给借来的驴套上车，然后两人相互帮忙从各自家中新收割的小麦里搬出估摸两三百斤、两大袋小麦装上了车，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韩爱国和邻居牵着驴车匆匆出了门，他们的目标方向是乡镇的粮食管理所，不过韩爱国他们最终还是去晚了，当赶到时，粮食管理所的门口早已被赶着牛驴车，排着长队等待的人群堵住，这么多人在此聚集，其实都为了一件事：交公粮。
所谓“公粮”，指的是农业税的俗称。
这个从公元前年的鲁国“初亩税”开始伴随中国农民年的农业税在年画上了句号。虽然已时隔十三年，但是对于我这个才而立之年、涉世未深年轻人还是有不小的吸引力，近日稍加学习后做如下总结：
首先是我对农业税的态度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农业税是历史的产物，它对历史上每个阶段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无所谓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它不需要“事后诸葛式的批判”也不需要“歌功颂德式的赞美！它曾经发挥过的重大作用和它对于农民农村农业的消极影响也不是我一个老百姓能够随意评说的。
第二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税的简要进化过程。
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人民公社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村税费改革时期。
人民公社时期：
年12月华北区人民政府公布《华北区农业税暂时税则草案》，毛主席认为不错即批转各解放区参照执行。
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
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确定农业税工作的总方针“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
年10月中共财政部党组建议草拟全国性农业税新税法
年6月3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年12月农村公社化以后用“财政包干”代替“农村税收”
年5月停止“财政包干”对人民公社恢复征税
年--年农民公社时期“统购统销”制度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以农养工相当于“隐性税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秘密签订包干保证书，年10月粮食产量是-五年产量之和。
年1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减轻农村税收负担问题的报告》，年以后农业出现超常规的快速发展时期。
年1月1日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之后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认包干到户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年1月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正式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
年后农业发展进入徘徊期，政府高估农民税负能力，农民负担增加。
农村税费改革时期：
年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的《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是第一次文字动议的农村税费改革。
年安徽涡阳新兴镇自发进行税费制度改革试验。
年河北部分地区、安徽阜阳、贵州湄潭、湖南怀化等随后开始改革试验。但由于体制制约和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局部改革均失败。
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农村税费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成立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工作小组。
年3月中央决定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各地开始推开试点工，但因相关配套不到位，导致乡村两级财政困难。
年4月国务院决定暂缓扩大试点范围，集中力量做好安徽省试点。
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关于做好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16个省（市、自治区）为试点，主要内容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
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西藏一直免征农业税，上海年免征农业税。
年3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年全面免除农业税，比计划提早两年。
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从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的决定草案”。
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
第三就是我个人对于农村税费改革的理解。
首先从一句谚语“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说起，所谓“一税”即农业各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屠宰税，所谓“二税”即三提五统费用，三项村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项乡统筹---乡村两级办学经费、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费，所谓三税就是附加在税费基础上的乱收费。尽管这谚语有些夸张，但却多多少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对各项税收的大致反映。建国之初经济亟待修复，国家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以农养工”的伟大战略，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普通农民受制于自身局限性和长达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历史惯性，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参加到了“以农养工”的伟大战略中，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但“高层的初心是好的，基层的执行是歪曲的”这个现象好像一直困扰着我们，基层政府在征税收费过程中存在各种不当行为，致使干群关系逐步紧张，这也加速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进程！
其次从一个基层的书记李昌平向朱总理说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说起。当时是年，我12岁，生活在最农村的农村，小学五年级。当时身在那种环境中不会去想为什么要交公粮，也不觉得农村有多穷、农民有多苦，因为同龄的孩子都是光脚在石子路上跑，常去后山上采摘野果，吃的都是用自家地里长的小麦磨的面粉，馒头、面条加些自留地里种的青菜撒上盐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伙食了，着伙食标准致使“丝瓜菜”近几年成了我的忆苦思甜菜，因为当时满院墙的丝瓜，一天三顿“炖、炒、煮”，我现在就像父亲抵触“地瓜”一样抵触“丝瓜”，自家养的鸡鸭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杀掉一只，过年杀猪也简直成了全村的“狂欢节”，当时要是能去集市上赶集，我觉得比我后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激动，尽管只是买几块儿糖，奢侈一点儿买一板娃哈哈。而此时的城市正在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便利、富足，城乡差距不断加大，最具说服力的就是我小时候晚上常用来写作业使的煤油灯，目前六十岁左右的城市人都没有见过，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出现应该也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最后得从这二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起，目前的战略已经转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今日的农村也已今非昔比，种粮户从给国家交税转变成领国家农业补贴，农村人也像城里人一样有了医保、有了养老保险，“两不愁三保障”持续开展，“精准扶贫”不断发力，虽然还有不小差距，但是大伙都在努力，生产力逐步被解放出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至少我们已经顺利的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跳出了“黄宗羲定率”，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交给历史，静观其变吧。
附：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额与农业税总收入额对照表
(我将文章归为财经类，是因为我觉得绝大部分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