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仍以劳动互助为主。在组织劳动互助时，各个解放区充分利用了原来民间自发存在的劳动互助组织形式，同时，又根据需要发展了一些新的形式。
陕甘宁边区利用原来的变工、札工形式，组织了变工队、札工队、唐将班子，此外，又组织了劳动互助社。晋察冀边区利用了原来的拨工、包工的形式，又根据战争环境的需要，发展了劳武结合的新形式。由于这些劳动互助组织的性质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其形式为群众所熟悉，又切合实际，所以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
减租减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并且，便于组织起来抵抗敌人对生产的破坏，因而，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普遍得到发展，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如陕西淳耀县（今淳化、耀县）白塬村，把全村七十二户男女老少和牲口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节省出三千个人工和驴工，每家比上年多打一石粮食；延安的吴家枣园把全村十八户的人力都组织起来长年变工，结果多打了一百二十石粮食。
整个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逐年增长。抗战前，耕地面积缩减至八百四十三万余亩。年恢复到约一千二百四十九万亩。年发展到约一千五百二十一万亩，较战前增长79.4%。粮食产量年为一百六十三万余石。年为一百六十八万余石。
年达到一百八十四万余石，除去当年消费的一百六十二万石外，尚余二十万石，做到了自给有余。年，更增加到二百万石。这就根本改变了历年粮食不足，每年都要向外购粮才能过日子的局面。其它农作物的种植及牲畜，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如棉花，过去全由外区供应，年，种植面积达三十五万亩。抗战前，陕甘宁边区只剩下牛、驴十万余头，羊四十至五十万只。至年，牛、驴已繁殖到四十万余头，较战前增长~%；羊一百九十五万余只，较战前增长%。
其它解放区的农业也有所发展。至年，大部分地区做到了“耕三余一”。为了突破日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工业和商业。发展自给性的工业和商业，是大生产运动的内容之一。
抗日根据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普遍非常薄弱。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战前这里不仅没有近代工业，就连手工作坊都比较稀少，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一切日用必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晚饭的碗都更仰赖外地输入。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因此，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后，立即建立了一批公营的军需工业，包括小规模的修械厂、被服厂、印刷厂等。年，工厂工人约有七百人。
年后，边区政府开始注意发展自给性的工业。这一年，兴办了后勤制药广、难民纺织工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等公营工厂。与此同时，边区政府通过贷款、订货等方式，扶持私营工业、合作社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发展。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为争取工业品的半自给而奋斗”的号召和“以发展轻工业为主”、“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年，党中央又提出，工业“要由半自给过渡到完全自给”。于是，办厂逐步形成热潮。经过调整、提高，年，边区公营纺织厂由年的一一个增加到二十三个，年产布约三万三千匹。私营的纺织小工厂由年的五个增加到五十个，年产布一万二千匹。
纺织生产合作社也由年的一个增加到三十八个，年产布六千匹。家庭纺织业至年约有纺妇十五万人，织妇四、五万人，各种织布机两、三万架。年，边区的纺织工业年产布在十五万匹以上。此外，还有造纸、印刷、被服、肥皂、陶瓷、炼铁、工具、木工、制药、火柴、皮革等工厂。年7月，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厂矿（不计盐业）约有一百零三个，有工人一万二千名。
其它解放区中，晋察冀的北岳区据易县、龙华、满城、徐定、曲阳、唐县、阜平、云彪、平山、灵寿、行唐等十二县的不完全统计，从事纺织的妇女即近三万九千人，其中十县即有纺车三万多架。晋绥边区到年也有公营纺织厂五个，年产布五万四千匹。年有煤窑四百三十一家，炼铁炉二十四座，年产铁五十一万斤。山东区至年也有八十八个公营工厂，资金三千万元，工人三千余人。年冬有纺车一百万架，织机十五万架。
商业方面，由于解放区处于日寇、伪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大国中之小国”，因而，商业工作既有解放区同敌占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对外贸易”，又有解放区内部的贸易。为了活跃解放区的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抗日民主政府规定解放区的商业政策是：对外管理，对内自由。
对外管理，即在与日、伪占领区及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贸易时，要奖励土产品出口，限制非必需品特别是奢侈品进口，以争取有利的交换，缩小逆差。对内自由，即在解放区范围内的贸易中，取消日、蒋、汪规定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种统制垄断政策，以使流通过程畅通。对外的管理，并不是由政府垄断一切，也允许私商在政府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下，经营某些对外贸易项目。对内的自由，也不是放任自流，政府仍然必须进行适当的管理。
根据“对外管理”的需要，各解放区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领导外贸工作。陕甘宁边区主要是边区贸易局，其下所属公营商店主要有年成立的光华商店（前身为年成立的西北贸易公司）、年成立的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南昌公司及陇东联合公司等。
这些商店一方面积极组织土产品主要是盐、药材、羊皮等物资出口，另一方面控制进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这就较有效地制止了贸易逆差的扩大。抗战初期，由于日、蒋、汪严密封锁和解放区的贫瘠，陕甘宁边区生产的有限的农副产品与外地工业品交换之间的剪刀差日益扩大，因而在对外贸易中存在严重的逆差。年，仅延安一带入超即将近一千万元。
以后，在大生产运动发展的基础上，边区的工业品愈来愈多地实现了自给，加上有效的外贸工作，因此，至年进出口已接近平衡。边区由于法币的辅币不足，光华商店还曾发行过一种代价券作为辅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后来实际上形成本位币。
为了实现贸易的“对内自由”，各解放区一方面积极发展公营商业，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合作社商业以及私营商业发展。公营商业除大型骨干商店外，各个部队、机关都办有一些小的商店。合作社商业是边区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组织者，在调节供求、平抑物价、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年，陕甘宁边区的县、区、乡合作社已发展到四百几十个，经营单位近一千，股金资产总计达二十余万元，社员有二十多万人，差不多每户有一人参加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不单搞消费，约有半数还搞生产，办得最好的是南区合作社。私营商业主要存在于城市与集镇中。如延安市年时有商店二百二十家，年增至四百七十三家。它们对于活跃边区经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各解放区还广泛利用民间原有的集市、庙会、骡马大会等形式，开展贸易活动，并多次举办物资交流会，进行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
解放区的财政金融政策，是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以及“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原则的指导下制定的，同时，也是这些方针和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财政方面，党除了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从根本上解决财源外，还规定了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合理负担的政策（因为解放区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当时，中国半墅河山为日寇占领，国家危在旦夕，若无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支持，就不能维持和发展强大的革命武装，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人民群众的负担如果太重，又必然挫伤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使军民双方都能吃饱穿暖，团结一致抗日，党中央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具体规定了这样三个比例，以保证人民群众的负担合理：1.农业税征收额不得超过农业收入的20%；2.脱产人员不得超过根据地负担人口总数的3%，这就是说，一百个农民至多只能养活三个“公家人”；3.在脱产人员中，军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比例为二比一。
结语
根据这一要求，各个解放区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例如，晋察冀边区从年到年，脱离生产人员占负担人口的比例，就由5.9%减少到1.5%。结果，群众的负担逐步减轻。陕甘宁边区年公粮负担为二十万石，占粮食总产量的13.3%；年，降低到十六万石；年，更降到十二万石，公粮在粮食总产量中，只占7.8%。从年到年，晋察冀边区的公粮负担比例，也由15%降低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