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方不败被任我行、令狐冲和向问天杀了之后，金庸有这样一段描写，逗得我当时把饭都喷了出来——
“任我行伸手到东方不败胯下一摸，果然他的两枚睾丸已然割去，心想：‘这部《葵花宝典》要是教太监去练，那就再好不过。’”
笑罢，忽觉一阵冷风钻入后心，浑身上下顿时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想，东方不败这生命终局，最惨之处，倒不是亲眼目睹他最心爱之人死于非命，而是，死了之后，竟然还要遭此摸胯之辱。
纵是生前人见人怕的乱世枭雄，死了，便连最起码的尊严也不会剩下。
所以人最好别死，要是死呢，那就死得干干净净，别在这世上留一下一丝痕迹。
要不然，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人从坟里挖出来，对着你的尸骨撒尿。
这一条，在武侠界是如此，对文艺界也同样适用。
杨德昌，很多电影导演和文艺青年的精神灯塔，近日便没来由地突然被一位迷影人士从地里掘了出来。
这位网友，对杨先生的《一一》不太满意，将原版本进行了重新剪辑，从原先的剪至分钟，剪毕，又发到网上，要跟网友们进行交流、分享。
乍看上去，除了明显侵权之外，这事似乎也没有别的不合理处。
只要不做公开传播，一位观众可以将一部电影随意重构，哪怕只是为了游戏取乐，哪怕剪出来的东西像一坨翔。
让人不舒服的是这位网友的姿态，请欣赏——
多么的，自以为是。
还有——
这显然是要教杨德昌怎么做导演啊！不仅强行将手塞进了别人的裤裆里，而且一边玩弄，一边还做出如下联想：“这部《一一》教我来剪，果然是再好不过。”
以及——
王家卫先生，别人对你脑子里想的东西一清二楚，请一定要提防这双咸湿之手。
这不是什么所谓的探讨、交流、分享、学习，这压根就是一个自大狂的洋洋得意和沾沾自喜，是井底之蛙对自己那点可怜眼界的滑稽卖弄。
别人有不同见解，可能也就嘴上说说，他，直接就上手了。
杨德昌拍了一辈子片，一辈子都在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对的人生。
在《麻将》里，他如此呐喊——
这是对骗子和各类人生指南的一次愤怒的叱骂，是反讽，亦是醒世恒言，不料这次，从天而降的教导竟然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
对于这样的教导，杨德昌如果还活着，可能会用这句台词来回敬他——
2
一部电影一旦完成，就应该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
对于一个人，虽然他身上有种种缺点，又或者他的一些行为做派不符合你的价值标准，此时，你可以向他提出你的建议。
但一定要谨慎，要征询他的允许。
倘若强行告诉他该怎么做，甚或干脆越俎代庖，这时，就是对其尊严的一种极大冒犯。
哪怕这人的生身父母已经死了。
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最重要的是赋予你的作品以个性，然后，千方百计地保卫这一个性，为这一个性而战。
自电影产业机制萌芽以来，导演和制片人就永恒地站到了各自的对立面。
这场旷日持久之争斗的价值，于制片人，或者只在于利润，但于创作者，却关涉重大。
为了取得胜利，很多创作者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有些，则在斗败了之后从此便心灰意冷，生出了放弃事业乃至生命的念头。
为何？
因为艺术个性是艺术的一切，是创作者的安身立命之物。
我们站在产业之外来谈产业，没有给制片商戴一顶“胡作非为”的帽子，承认其干涉创作的合理性（为了牟利无所谓道德对错），只是将其与创作者的博弈当作不可避免的既成事实来接受。
但在这一事实之外，我们必须鼓励创作者去主张自己的艺术个性。
因为倘若不是如此，又为什么要投身艺术，艺术存在的意义还能留下点什么呢？
概言之，只有艺术个性才是无可争辩的正义一方，但这种正义性唯有通过争取才能获得。
如果一部电影出现了好几个版本，其中只有一个是导演认可的版本，哪怕这个版本未必比其它版本要好，我们也会认为，其它版本是对这个版本的猥亵，是强权之手的越界，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个性的一种最深重的戕害和羞辱。
杨德昌生前，也一定和各种试图对他进行指手画脚的人进行过争斗。想不到死后，他还是要受到这些无聊、无智、无界限感的人的烦扰。
制片商这样做，至少还可以说是损人利己，而这位网友这样做，就着实令人匪夷所思、闲得蛋疼了。
对此，该网友做出了如下自我开解——
这话，或许没错，不过也不应该从你之口说出。
倘若一个人遭到冒犯，他可以以不疼不痒为由原谅那个冒犯他的人。
但如果是那位冒犯者说，“你看，你这胳膊、腿不都还在吗？”这似乎就一点不太合适了。
何况，这事还根本不能说是不疼不痒，因为它伤害了艺术家最看重的东西。
如果一部电影可以如此儿戏，那艺术家的种种严肃与较真，便都全有若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了。
他还聪明地知道自己站在某个灰色地带上——
拜托，你这何止是私下交流，你这已经是公开传播了哦——
我说，你要是真觉得杨德昌的水平不行，自己拍一部嘛。
何必扭扭捏捏拿着别人的影片，这里剪一刀，那里剪一刀，而且还没有丰富的原始素材作为基础，声音和配乐方面又根本无法进行操作，最终弄出个既无版权、又四不像的东西，何苦呢？
出来的成品，说它是《一一》的一个版本，真的是对不起“版本”这个词。
就算是再无良的厂商，可能也不会不用原始素材就剪出一个版本来。
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把这个东西当作影评来看，可能也只有作为影评，人们才会宽容待之，不去用“youcanyouup”的逻辑来要求这位网友。
是的，你拥有写影评的权利，乃至我们都不去讨论你这个影评对影片内容的引用是否合法，我们就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作为一个影评人的狂妄。
3
他提出了哪些高明的看法？——
《一一》之美，很大程度上便在于它的群像式结构。
这既服务于这样一个主旨：不论是哪个年龄层，不论是小家里的家庭成员，还是大家庭中的亲戚，乃至多年未见的前女友、因缘际会的邻居，都遭受着各自的人生困境。
而在这条主旨之外，每一种处境又都显示出不同种程度的丰富性。
这使我们获得一种全景式的心理感受，看完后不禁会慨叹：这就是生活啊。
实际上，各条叙事线并不是不相关的。
父亲NJ的中年危机，不仅来自于他自身，围绕着妻子、女儿、儿子和小舅子的种种困扰，共同造就了这位父亲无法挣脱的重负。
再比如说儿子洋洋，他的纯真无邪，唯有与大人们的忧心忡忡做一做比较，才尤其能显示出无辜和珍贵来。
邻居家姑娘的张扬个性，则强烈影响着女儿婷婷对自我的认知。
杨德昌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想必一定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自己想说的。
易老邪大概认为，所有电影都应该主次分明，让一条主线来统领剧情。
这未必就意味着审美低下，但那样做出来的东西，显然跟原版《一一》就不是同一种事物了。
理想情况下，它可能的确会令人产生不错的观感，但这却是以放弃杨德昌珍视的某些东西为代价的。
问题不在于，剪掉一些场景、一个人物，电影是否还成立、完整，而在于，既然放在那就可以，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把它剪掉？
《红楼梦》删掉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一章，的确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然而，我们不就因此失去了刘姥姥？
我想，易老邪可能也完全欣赏不了《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毕竟，曹雪芹写下的，何尝不是一些琐碎、散漫、拖沓、冗长、充斥着枝节闲笔的内容？
这些贬义词，在我看来，全是对《一一》的褒奖。
我们从文艺作品中体会到的生活韵味，如果不从琐碎、散漫、拖沓、冗长、枝节闲笔中来，还能从何处来？
你们且去看，但凡那些把生活本身作为主角的电影，无不是琐碎的、散漫的、拖沓的、冗长的。
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贾樟柯、毕赣等人的作品，全都可以归到这个领域里去，没有了他们，华语电影界岂还有人乎？！
他还说——
呵，你看，长本身就是罪过。不知易老邪这一美学指令是从何处来的，语文老师教过的吗？
还有——
衔接本就是自然的，情绪和节奏本就是到位的。
他说的衔接、情绪、节奏，指的无非是另一种衔接、另一种情绪、另一种节奏，咱们不说了。
重点看中间那句话：重要信息不能剪丢。
不喜欢生活流电影的，大凡都对信息二字看得无比重要。
倘若不传递什么信息，某个画面、某个动作、某句话就会被看作是多余的。
这已经不是在侮辱杨德昌了，这是在侮辱电影。
因为，倘若信息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还要看电影？
你还不如去读一读剧情梗概，或者，看一看电影审片官的影片推介文。
这不是对他那句话的过度诠释，这就是他的意思。
看看他对影片开场做了什么——
第一个画面是原版的开场画面，第二个是易老邪剪辑版本的开场画面。
他的理由是——
想不想笑？这不就等于对信息的一次表白吗？
然而，我认为，将信息从皇位上赶下，恰恰是电影区别于文字，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本质所在。
正因为摆脱了信息的重负，创作者才获得了自由，个性和风格也因此受到了重视。
而因为没有传递信息的义务，画面本身的丰富，才真正无蔽地摆到了观众面前，从第一幅画面里，我们真的只看到“婚礼”二字吗？
退一步讲，就算从传递信息的角度看，以第一个画面开始还是以第二个画面开始，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可以这样理解：在画面当中这对夫妇的婚礼上。
第二个则是：某场婚礼过后。
很明显，第一种更符合我们的叙事习惯，要从一场婚礼说起，那就先向观众表明是谁的婚礼。
第二个画面，受到易老邪的青睐，还因为这个画面里涵盖的人比较多——
幸亏杨德昌当时没有跑到太空中拍摄地球的球形画面，不然…
还有，说“芸芸众生”我认了，反正这个词词义广泛，搁在哪部电影上面都合适，但“平等互爱”究竟是个什么鬼？
这是一部基督教的传教片吗？
而且，要说平等互爱，一对青年在众人的见证之下结为夫妻，是不是比一干人并排走在一起，更能宣示这个主张？
这位网友对电影的理解，仍然还是台湾新电影在兴起之时最最反感的那一套。
一场戏，应该先以一个大景别的画面开始，之后再切入较近的景别——
这跟我们从语文老师那里学到的总分结构，毫无区别。
最后，还有这句——
敢情你不知道，《笑傲江湖》是从福威镖局和余沧海之争开始的？
《教父》，不是先讲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商贩的苦恼？
《公民凯恩》，竟然是从一个记者的视角展开叙述的？
《严肃的男人》，科恩兄弟为什么不把那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寓言，当彩蛋放到片尾？
对了，还有希区柯克的《迷魂记》，那位在电影中途死掉的女士，到底该算作主角还是配角？
延伸一点说，现代派文学的开端，简直就是奠定在这种主次不分的基础上的。
在那部界碑一样的《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最先呈现的发明创造，便是这个。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角色，既不是包法利夫人，也不是查理·包法利，而是查理幼年时的一位从未被说出过名字的同学。
正是这位同学，向我们引入了查理，不久之后，他的声音便消失在作者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声音中去了，直到小说结束，也没有再出现。
这部小说如果给了易老邪，他一定会将第一节的内容全部删掉，因为第一节，跟查理和爱玛间的爱情，没有任何关系。
总结一下，易老邪美学的精华大概是这样——
一定要分主次，主要的一定要放在次要的前面，次要的最好不要，信息要多，景别要大。
这件事之后，真的，影迷们会羞于再做影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