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建筑师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回忆其父辈往事的长篇回忆连载之二，陈占祥为建筑师梁思成的合作伙伴和好友，于年一起推出老北京城的改造规划方案《陈梁方案》，本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秘辛，或可一读。
前文链接：建筑师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回忆其父辈：多少往事烟雨中[01]烟雨中[01]
原载于《当代》年第2、3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二十六箱书籍已经运往码头。这是三年前父亲从英国运回来的。现在又要伴他远行。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父亲发出邀请，希望他的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
一九四九年暮春，上海一个不寻常的雨夜即将到来。
傍晚，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多日来犬吠人嚎的贝当路渐渐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惊魂未定的居民仍不敢开灯，不时向窗外惶恐地张望着，忐忑地提防着，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
那一夜，父亲和母亲像无数上海市民一样，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父亲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一大锅“罗宋汤”一直煨在煤气灶上，牛肉的浓香从厨房溢进了客厅。父母谁也没心思吃晚饭，晚上只就着餐桌上的一支蜡烛，胡乱吃了几口面包。国民党的军队刚刚前脚撤退，共产党的军队后脚又要跟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上海还要再经历一场洗劫吗？前些天，一些装成伤员的国民党败兵曾冲进民居、商家劫钱掠物，多亏虎背熊腰的白俄门卫和狂嘶猛吼的德国牧羊犬，才使我家的集雅公寓躲过一劫。可撤走的是强弩之末的残兵败将，进城的是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楼来杀人放火，白俄门卫和德国牧羊犬也都不是对手了。
“偏偏是明天的机票，只差一天就躲不过他们进城。是生是死，就看这一夜了……”没有灯光的客厅里，响起母亲轻声的艾怨。
“快看！”父亲忽然向母亲转过头，“他们来了。”父亲用手指着窗外。母亲如惊飞的鸟儿，一个箭步冲到窗前，哗地一下拉上了窗帘，一把拖开父亲，“你不要命了？乱枪打上来，一粒子弹就够了！”
父亲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窗口，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张望着。
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
母亲也悄悄凑到父亲身后，探头望着窗帘缝隙之外的贝当路。黑压压的队伍如蜿蜒不断的河流在窗下奔涌，只听得刷刷的脚步，如江河的涛声，拍打着街道两旁一扇扇没有灯火的窗口。
不知过了多久，涛声蓦地止息了，军队在窗下不走了——他们要开始了吗？父母的心也仿佛停止了跳动。母亲走向靠后花园一面的卧室，看了看一对熟睡的儿女。她早就向阿旺娘交代好了，万一玉石俱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拜托阿旺娘带两个孩子逃去宁波乡下，阳台的花盆下面，有准备好的首饰和金条。一旦改朝换代，钞票就是废纸。
母亲握着一把大剪刀，慢慢走向窗口。
“这是做什么？”父亲压低声音，“剪刀对枪口，不是儿戏么？”
“至少可以对付自己，不必受辱。”母亲冷冷地说，泪水默默地夺眶而出。父亲把母亲拥入怀中，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楼下。他们相敬如宾却形同路人已经很久很久了。
黑色的江面上好像起了轻微的波浪。转瞬间，停留在楼下的队伍三人一组，每人紧抱着怀里的枪，背靠背席地而坐。不一会儿，贝当路成了风平浪静的江面，寂然无声。几个没坐下的军人，也许在执勤。他们不时在人群中巡行，有时俯身在某个战士耳边，悄声说些什么，又起身离去。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雨越下越大了，轻柔的雨丝化作了迅猛的雨鞭，抽打着地上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队伍太疲惫了，风雨和黑夜对他们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他们很快在大雨中酣睡了。任滂沱大雨冲洗着满身征尘，在风雨洗礼中迎接上海的黎明。
夜深了，父亲默默注视着大雨中静坐安睡的队伍。《红星照耀中国》里那些工农红军纯朴的笑脸渐次扑面而来，在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史诗”的长征中，十几万这样的战士倒在血泊中。父亲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斯诺说红军将领贺龙“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不知疲倦。他经常在长征路上揹着受伤的部下行军”。
在英国战时介绍中国抗日的各种讲演中，父亲无数次讲过《红星照耀中国》里的那支队伍。虽然他从不曾接触过这批人，但无论如何，在二战中高傲倔强的英国人面前，斯诺的故事让父亲也能为自己的民族骄傲地仰起头颅。此时站在公寓的窗前，望着雨中的士兵，他在心中问着自己，这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吗？
是的，一定是。这就是斯诺笔下曾经从雪山草地，从陕北黄土高原上走来的队伍！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才能锤炼出一支这样的队伍？能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政党，难道还不能带领中国人走出屈辱，走出苦难，走向光明与强盛？
拂晓时分，雨停了。父亲轻轻拉开窗帘，对母亲说：“放下剪刀，把热汤端下去吧，他们在雨里淋一夜了……”
父亲端着一大锅牛肉汤，母亲臂挽着一藤篮小瓷碗，走进浑身湿透的战士中间。
“小兄弟，喝碗热汤吧，淋了一夜雨，都冻坏了。”父亲把一碗热汤端到一个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战士跟前。
小战士腾地跳起来，连连摆手，忽然想起什么，又慌忙向父亲和母亲立正，行了个军礼：“谢谢大哥大嫂，俺是人民子弟兵，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另一些士兵也站了起来，他们用五湖四海的乡音告诉这一对年轻夫妇：谢谢你们的心意，可我们不能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是我们的纪律。
天亮了，很多战士都醒了，许多居民都怯生生地凑过来。不知从哪一群战士中间，忽然响起了歌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从另一群战士中间，又传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
端着牛肉汤的父亲和母亲站在晨曦升起的贝当路上，站在此伏彼起的歌声的海洋里，热泪伴着歌声流淌，歌声又在他们心中激起滔天巨浪。
回到四楼的公寓时，父亲掩面抽泣，哽咽无言。
他没对母亲说一句话，却拿起写字台上的机票，撕得粉碎。能带领出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他一定能让饱受蹂躏践踏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升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又触到了心中那座珍藏着的北京，那座已经在心里无数次为她描绘过蓝图的城市，一个滚烫的希望在胸中翻动着。晨曦伴着解放军的歌声冲进窗口，照亮他三年来晦暗的心头，他几乎想加入到楼下那早潮般惊天动地的歌声中去。
他也许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一生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可逆的转折。
第一次听父亲述说这段往事，我说：“你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父亲说：“我无愧无悔。”
后来，我真的相信，这也许就叫信仰。因为在四十年后的另一次抉择中，他仍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北上前夕
父亲说，他把取消香港之行的计划告诉导师阿伯科隆贝时，电话那边竟是长时间的沉默。良久，导师才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我想试试。为了北平规划，我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努力。”父亲自信地回答导师。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父亲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
刚满三十三岁的父亲，毕竟是太年轻了，他被幸运宠坏了。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父亲一生的好运在三十岁之前都享尽了，真不如年轻时多些困苦。”
那时的父亲从不曾遇到真正的困苦，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并非牛犊强于虎，而是对虎无知罢了。
他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教授写信，寄出自己的履历，说明自己对参加制定北平规划的愿望。
梁先生立即回信了。他在给北京市长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他不仅邀请父亲参加制定北平规划，还希望他推荐更多的人才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的盛举。
北平解放前夕，一辆军用吉普载着老朋友张奚若和两位解放军来到清华园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夫妇展开一幅军用地图，请他们在上面标出北平城内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以便解放军不得已攻城时，让炮火避开文物建筑。梁思成夫妇激动得潸然泪下。与许多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被这支蓬勃向上、亲近人民的军队感动了。梁先生和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共同赶制出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解放军又把它们印发给南下作战的部队。此后，和平解放的北平及南方诸多城市的古建筑，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得以幸存。
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更名为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聘为党中央建设方面的顾问，担任中央直属修建处的副主任委员，完成了改建怀仁堂的重任。他还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约代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对于梁思成先生的复函，父亲的欢欣难以言状。梁思成当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这应该是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积郁在心头的重重疑云，被上海大街小巷迎接解放军的秧歌锣鼓一扫而空，他恨不得插翅飞往北平。虽然因为内战的阻隔，回国的三年里他无法北上，但那张挂在墙上的北平地图，早在英国写《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时就已烂熟于心了。
堪称帝都之魂的中轴线长达八公里，如一条卧龙贯穿于京城南北。永定门是昂扬的龙首，沿永定门北行，左右双侧的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建筑群，宛若腾空欲飞的一对龙爪。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头之后，雄歭于内城的正阳门与中华门之间经过了一个起伏跌宕。到天安门前的又一次高低起伏中，雄阔的天安门广场忽然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一个极富勇气和创意的空间处理，犹如交响乐中疾风骤雨的快板之后，出现了行云流水般如歌的慢板。高远的蓝天，朱红的宫墙，金色的琉璃瓦，汉白玉的华表和金水桥……辉煌庄严的画面给人以波澜壮阔的惊喜。天安门后的太和殿、神武门是中轴线前半段的短暂休止符。抵达景山峰巅的亭子忽然奇峰兀起，把乐章推向华丽的高潮；恰似巨龙蓦地躬起躯体，欲向长天腾云高翔。再由此向北依次到达地安门、鼓楼、钟楼。中轴线在龙尾上舒缓地结束了。这种神来之笔的建筑布局，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枝独秀的奇葩。当父亲向自己的导师、学友谈及北京的中轴线，谈及代表着老北京各种建筑功能的街巷名称，“菜市口”、“珠市口”、“锣鼓巷”、“缸瓦市”……他们都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美丽的东方神话。
那段时间，父亲喜悦而忙碌。
他积极支持陈家两个最年幼的弟弟陈占隆、陈占时参军入伍，当时他们都还是高中生。参军后的两兄弟随解放军南下，七叔陈占隆复原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工作，八叔陈占时复员后被送入师范大学读书，以后一直在西安的一所中学执教。
在借调到国民政府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父亲结识了一批英美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有志同道合的四位朋友，分别是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和黄作燊，都已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他们与父亲合作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其中陆谦受先生是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设计师，王大闳先生先留英，后去哈佛，设计过台北国父纪念馆。“五联”中的前三位已经决定去香港或台湾，只有黄作燊先生犹豫不决。黄作燊教授是导演黄佐临先生的弟弟，长父亲一岁，毕业于英国伦敦建筑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师从于世界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格罗乌皮斯。回国后，于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亲手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父亲和黄作燊夫妇很快成了至交，他游说黄作燊夫妇同行北上，梁先生也为黄作燊安排好了北京的职务。
没多久，父亲接到电话，黄作燊先生说将由太太到贝当路来谈他们的决定。
那天母亲穿了件蓝色阴丹士林旗袍，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咖啡，只有两岁的我忙不迭地跟在母亲身后。母亲一会儿细细擦拭镶着金属圆框的红玻璃托盘，一会儿来回调试着煤气灶上的火苗。
门铃响了。母亲脚步匆匆地去开门。我连忙揪住母亲的旗袍角，跌跌撞撞跟到门边。
门开了，站在门前那个窈窕美丽的少妇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三四十岁时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但儿时的往事却如一幕幕彩屏上的影像，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清楚楚。也许人的记忆是能量守恒的，这应了母亲常说我的那句话，小时聪明，大时了了。黄太太那张美丽的脸庞，让一个小女孩心里生出莫名的惊喜。我只会仰起脸对着她笑，可她一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