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的5日和25日是宁波市象山县墩岙村“村民说事”的日子，这天，村里要讨论“喜事堂”该如何利用，小小的村会议室就挤进了30多位村民。但在以前，许多村民对村里的事情并不关心。近几年，当地推行“村民说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结合起来，让村民和村干部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法。
现在，“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县个村推广，逐渐形成了“有事敞开说，有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的“说、议、办、评”制度。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新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让墩岙村焕然一新。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数以千计的中国乡村，农业农村部6月5日公布了北京市顺义区“村规民约推进协同治理”、天津市宝坻区“深化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红白喜事规范管理”等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改革实践所蕴含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基层治、天下安”，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改革，乡村治理改革是农村改革的关键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乡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常住人口占比仍然很高，还在于2.8亿农民工以及城市户籍人口与乡村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在于直接和间接的人口比重，还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对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三大变化影响乡村治理
曾经，天价彩礼、人情比附、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长期困扰着很多乡村的百姓，这些长期形成的“习俗”，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被破解了，这里的“红白喜事规范管理”案例，被作为首批全国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广。其实，在广大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很多，不仅是具体问题层面，乡村治理制度自身面临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正在发生改变，转型与治理困境正困扰着乡村社会。
首先表现在乡村的主体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部分村精英流失，部分村外来人口增加、甚至比例“倒挂”，农民找不到村干部，农村社会人口结构正发生着巨大调整。
乡村治理的对象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村务的内涵与外延从过去“要粮、要钱、要命”，转变为土地和农房如何流转、村庄环境如何治理、集体资产以及补贴如何分配等新问题。
由此带来新的治理困境，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发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并由此引发诸多矛盾。在许多村民眼中，“中央领导是圣人、省里领导是好人、市里领导是忙人、县里领导是坏人、镇里领导是敌人、村里领导是仇人”。
乡村治理为何会出现这些变化？是什么影响着乡村治理？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土地所有权跟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把农民从集体统一劳动、统一分配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自由劳动的时间。如今的“三权分置”则是把农民从“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情况下解放出来，让农民可以自由支配劳动时间，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着历史性变化。在农业产业政策方面，实现了从“索取”到“给予”的根本性转变：农民曾长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年以后国家实行了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农民曾长期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缴纳农业税，年起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多种补贴政策。另外，党的十六大以后，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我国不断地推出了新农合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制度、农村低保制度、新农保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让农民跟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实质上是把农业从工业化原始积累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非国民待遇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农民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早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农村经济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村组集体虽然还要不同程度地承担集体公益事业，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从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改革，到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废除人民公社，成立乡一级人民政府。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新体制。这个体制在过去30多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这个体制还将发挥巨大作用。
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在这里，习近平集中谈了乡村振兴，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