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天，通化各地生机盎然，春暖花开，冰封已久的护城河也随之解冻，河水重新流动起来。
护城河里有鱼，每年春天河水解冻后，住在护城河附近的老百姓都会早早地聚集过来，争抢着抓鱼吃。
但今年春天的情况特别怪，护城河解冻以后，河里的鱼又肥又大，却没有一个老百姓到护城河里抓鱼吃。
彼时，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不久，新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的生活还十分艰苦，荒废多年的土地仍没有收成。许多通化的老百姓为了生存，甚至需要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何不肯吃护城河里又肥又大的鱼呢？
通化的老百姓宁可饿着也不吃护城河里的鱼，是因为他们觉得吃这些又肥又大的鱼太恶心了。原来，年春天的鱼之所以又肥又大，是因为它们吃了日本人的尸体长大的。
在护城河解冻之前，曾有余名日寇俘虏跪在通化的城头，在凛冽的寒风中被逐一用刺刀挑死，坠落在城外的护城河里，喂了鱼。
通化的老百姓们不吃鱼，是因为觉得恶心，但对于这些日寇死后喂了鱼的结局，却并不觉得可怜。这些侵略者生前做了太多恶事，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即便是死后喂鱼，仍然不足以赎罪。
年，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遭到最后一击，一溃千里。在苏联的钢铁洪流，以及新四军、八路军、各抗日人民武装的冲击下，伪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际，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曾经暗中发出过一项指示：
“除铁路干线上的部队（迫不得已）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带的部队则尽可能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
这项指示无形中形成一股推力，将通化这座偏远边城登上历史舞台。日本投降以后，那些自知罪孽深重的日伪军政大员纷纷汇聚于此，与通化一带尚未解除武装的日寇会合，企图依靠这座位于长白山山间盆地的城市继续顽抗。
彼时，蒋介石正急于抢占全国各大重要城市，他得知通化的情况后，打算趁机夺取通化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日寇在通化的残军，仍抱有“20年后日本会卷土重来”的幻想，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也愿意与国民党合作。
原伪满通化省长杨乃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了“国民党被难军人队”。这支队伍由日寇的逃兵组成，队长也是由原日本将领担任队长，形成原伪满武装与日寇联手盘踞重镇通化的局面。
这段时间，这股敌人势力极其嚣张，期间有两名苏联士兵来到通化，打算搜查女子高等专科学校内的军火时，遭到日籍校长的阻挠，双方因此发生冲突，日籍校长被其中一名苏联士兵用枪打死。
日本侵略者已经战败，配合搜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他们却并不肯低头，等到被难军人队赶来后，日寇首领竟然命人将两名苏联士兵团团围住，最终用刺刀将他们给捅死了。事后，在学生的协助下，将两人的尸体抬到了山上，找个隐蔽的地方给埋了。
彼时，通化的日寇固然嚣张，但通化是短时间内的鞭长莫及之地不假，却并非是日寇和国民党顽敌的法外之地。很快，苏联军队来了名士兵进驻通化，中共也有两支部队建立起来，一支是以辽宁省军区派来的保安部队为基础，成立的通化支队，另一支则是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至此，通化的局势变得极其复杂，成为多方角逐的焦点。
年10月25日，此时“双十协定”已经生效，孙耕尧带着委任状来到通化，利用“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条款，以“孙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在通化公开活动。
但国民党哪有合作的真心，一直积极酝酿内战的国民党，已经在全国开始布局，为内战做准备。孙耕尧抵达通化后，立即与当地的日寇势力勾结在一起，多次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协同通化的日寇势力明里暗里破坏共产党的工作。
孙耕尧的汉奸行径，引起了通化当地许多百姓的不满，关于他的控诉书如同雪片一般飞至民主政府。因此，孙耕尧的政府活动被停止。
孙耕尧却并未因此罢手，反而与日寇勾结更深，破坏行动更为隐蔽。他逐渐将破坏工作转入地下，在三青团的支持下，暗中组织通化的地下分团，并积极培养各种类型的特务，潜入中共党政机关，渗透一些骨干成员。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出现，是因为孙耕尧的图谋很大，他来通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搞破坏，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与日寇勾结，发起大暴动，等待蒋介石派人来通化接收。被一己私利蒙蔽了双眼的孙耕尧，为了达成目的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甘心沦为日寇的工具。
孙耕尧一边暗中组织刺杀团，一边继续勾结滞留通化的日寇残军，劝说他们加入自己的暴动计划。
藤田实彦作为日方代表，趁机提出了三点要求：
其一，在通化的日侨要确保有工作可以糊口，不能失业；
其二，确保日侨能够继续留在通化，不被遣送回国；
其三，等到国民党军队接收通化后，要保证通化的日侨获得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
藤田实彦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自知日本战败，回国后等待他的将是正义的审判，他一方面希望留在这里躲避审判，另一方面也幻想着日本20年内再次强大起来，重新发起对中国的侵略。
孙耕尧急于取得战果向蒋介石邀功，以此升官发财。他明知道藤田实彦的要求不合理，却仍摆出卖国求荣的姿态，全盘同意了他的要求。
藤田实彦见孙耕尧答应得如此痛快，令他颇有些后悔，他认为孙耕尧仍有退步的空间。藤田实彦因此变本加厉，继续又提出了日后要在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无理要求，并由他掌握通化的军事大权。
藤田实彦的要求实在太可恨，但凡有一点民族尊严的人，都会断然拒绝。但孙耕尧此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的卖国嘴脸，为了得到藤田实彦的支持，竟然答应了下来，并主动提出，日后在“中日联合政府”建立以后，会将日章旗和青天白日旗一同悬挂，简直无耻至极。
年1月21日，双方正式就此签订了协议，达成了狼狈为奸的共识。双方签订完毕后，上了一条贼船，开始全力着手策划暴动，将暴动的时间定在了2月3日凌晨。
2月3日这一天，是中国春节之夜，将暴动的日期定在这一天，足可见其险恶用心。而且，日寇残军之所以敢如此大胆，与当时通化的复杂情况有很大关系。
其一，孙耕尧与日寇此前布置的渗透工作，当时已经初见成效，除了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没有被渗透外，其余机构几乎都打入了敌特。
这件事说来也有些巧合，当时孙耕尧与日寇并未打算放弃渗透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甚至打算在暴动前夕，派人渗透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炊事班，伺机投毒，企图将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战士全部毒害。
但日本女特务收买炊事班的炊事员时，渗透失败，导致投毒计划搁浅。日寇并未就此死心，此后又找来一位叫中原补子的日本妇女，命她混入炊事班，亲自投毒。中原补子不能暴露日本人的身份，又不懂朝鲜语，最终没能混进炊事班，投毒之事也只能就此搁置了。
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阴差阳错之下，躲过了日本特务的渗透，成为蒋日伪谋划此次暴动的失控点。但除此之外，对于其他军政机构的渗透工作，他们都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为他们敢于采取暴动行动提供了信心。
其二，原本在通化的苏军部队，为了配合朝鲜方面作战，已经去了朝鲜满浦。而我军驻通化一带的主力部队，也都主要忙于剿匪工作，并不在通化。
通化城内兵力空虚，是蒋日匪帮敢于谋划此次暴动行为的重要原因，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加上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敢定下发动暴乱的日期。
不得不说，蒋日匪帮此次暴动的计划非常周密，各方势力在暴动发起后，如何分辨敌我、如何分工、率先控制何地，渗透到各个军政机构的特务如何配合，全都有详尽的计划。总的来说，蒋日匪帮暗中密谋的这次暴动，威胁性和危险性都极高。
好在，敌人谋事不密，2月2日（暴动前一天），有一个敌人按照约定戴上了国民党臂章，这是敌人事先计划好的“队伍辨认标识”。这种东西原本应该在暴动发起后再佩戴，但这人不仅提前佩戴上，还到大街上肆无忌惮地乱逛。
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1营5连的哨兵，注意到了这名敌人的异常举动，出于职业的敏感，立刻将他拦了下来，盘问他为何无缘无故戴国民党的臂章。他哪里敢说实话，却一时间又没找到合适的理由，支支吾吾之下，更加引人注意，立刻被哨兵押送到连部。
时任连长的高应锡，听了哨兵的介绍后，也意识到此人有大问题，决定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审问期间，这名敌人开始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了理由，便对高应锡谎称自己和朋友在酒馆喝酒。
他的谎言太过拙劣，被高应锡当场识破，直接怒斥道：“胡说，喝酒戴臂章干嘛？”在高应锡凌厉的攻势下，敌人再也无法隐瞒，他虽然是暴动的参与者，但他没有信仰，从事的又是反动行为。所以，他决定交代后就将敌人整个的暴动计划和盘托出了，以争取立功减轻罪行。
一个在大街上乱晃的人，说出如此大的一个阴谋，这种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大？他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高？如果将他说的事情当真，势必要引起大规模的行动，万一他的话有假怎么办？
高应锡审问出情报后，其实面对的难题依然很大，但这个难题并未持续多久就迎刃而解了，另一位关键人物带回了准确的消息，证实了敌人在密谋通化暴动的准确性。
这个人名叫沈殿铠，时任通化支队后勤兵工部的军械股长。原本以他的职务，应该并不擅长情报搜集，但在2月2日这天下午，有一个名为刘靖儒的人找到了他。
刘靖儒，绰号刘二虎，是敌人这次暴动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头目。他与沈殿铠是亲属关系，之所以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找到沈殿铠，是因为刘靖儒知道沈殿铠所管辖的修械所里，有整整八百条枪，他对这批枪垂涎已久，此刻找到沈殿铠，就是想策反他，拿到他手里的这批枪。
2月2日下午，沈殿铠应刘靖儒的邀约，来到姜基隆的家中，与刘靖儒见面。沈殿铠一起被邀约的还有一人，名叫杨尚武，是刘靖儒的战友。
三人在姜基隆家见面时，除了姜基隆外出以外，其余参与当晚暴动的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员，都聚集到了那里。刘靖儒与沈殿铠、杨尚武交谈时，孙耕尧这个罪魁祸首就躺在另一间屋子的炕头上，与他的手下们啃着偷偷买来的6只烧鸡和6只猪蹄，还美其名曰六六大顺。
刘靖儒对沈殿铠、杨尚武采取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策略，逼他们配合自己的同时，又甩给他们两个臂章，扬言可以用这两个臂章保住他们一命。
姜基隆作为此次暴动的总指挥之一，一直与日寇商谈至当天晚上6时许，才匆忙拿着行动密令赶回家。姜基隆进入家门后，见到沈殿铠、杨尚武两张生面孔，脸色当时就拉了下来，立刻质问这是谁带来的陌生人。
刘靖儒虽是头目，但地位要远比姜基隆，见他怒容满面，立刻上前陪笑解释。姜基隆对这两个人明显不信任，不愿意因此横生枝节，想找借口将他们暂时软禁起来，暴动以后再处置。
沈殿铠久居军中，洞悉事态的发展，自知此时被软禁定然不会有好结局，便谎称自己愿意协助他们取来那八百条枪。
沈殿铠抛出的条件，对刘靖儒、姜基隆具有极大的诱惑，如果真能在暴动前拿到这批枪，不仅可以提升暴动的成功率，还能增加未来向蒋介石讨赏的筹码。权衡之后，姜基隆最终没有抗住诱惑，决定放沈殿铠回去取枪。
沈殿铠因此得以脱身，并套取了蒋日匪帮的口令和标志，返回兵工部后，立刻将侦知的情况毫无保留地上报给通化支队司令部。
有了沈殿铠的印证，蒋日匪帮企图暴动的阴谋被证实，我军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方面向外界传递消息，寻求援助；另一方面积极配发给工人武器，秘密准备战斗，并通知所有部门机构，对内部收编的日伪人员进行清理，防止这些人成为敌人内应。这些行动进行得快速、高效、隐蔽，在暴动开始之前，蒋日匪帮并未发觉。
当晚19时许，参谋长茹夫一率领三十余名警卫排的人，荷枪实弹，在沈殿铠的带领下，包围了姜基隆家。
沈殿铠与他们事先有约定，待包围完成后，按照约定喊出了口令，骗开了房门，跟在沈殿铠身后的战士迅速涌入。敌人非常狡猾，见势头不对，有人立刻拉灭了电灯，屋子里瞬间陷入黑暗，敌人企图制造混乱趁机逃跑。
但茹夫一作战经验丰富，在此前早就为每个战士配备了手电筒，就在敌人拉灭电灯的那一刻，早有准备的战士们立刻打开手电筒，一道道光束将敌人锁死，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正在打牌的孙耕尧仍抱有侥幸心理，对战士们狡辩，他们只是在过年期间打牌而已，企图蒙混过关。但他话音刚落，沈殿铠就走上前，让孙耕尧抬起头看看自己是谁？孙耕尧抬头看到沈殿铠，自知事情败露，只好低下了头。
沈殿铠被带到审讯室后，政委吴溉之亲自审讯。起初，孙耕尧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经全盘泄露，还打算拖延时间，等暴动开始后再伺机逃跑。吴溉之看穿了他的想法，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森严壁垒，你们的暴动计划必然以失败收场。”
此话一出，孙耕尧明白了暴动计划彻底泄露，嚣张气焰顿时熄灭，老实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根据孙耕尧交代的线索，茹夫一率领警卫排的人再次出发，但这次行动并不顺利，藤田实彦非常狡猾，意识到情况不对劲儿后，立刻销毁掉所有的秘密文件，随后逃跑了。
2月3日凌晨4点，我军已经守好各个关键路口，严阵以待。就在此时，通化市内的电灯忽然闪烁两次，随即全部熄灭。城外的玉皇山上，则出现了三堆火光，在凌晨四点的黑暗中，显得格外显眼，这是敌人发动暴动前的暗号。
敌人谋划已久的暴动开始以后，顿时喊杀声震天，搅乱了宁静的夜。与此同时，敌人隐藏在各地的特务，此刻也都行动起来，与肃奸部队在看不到硝烟的战场中进行着生死较量。
时任市县长的樊鹏飞，他身边有一位文书叫管恩继，他的真实身份是三青团地下暗杀团团长。除了他以外，在樊鹏飞还有好几名已经被策反的人，等暴动开始以后，他们率先动手向樊鹏飞发难，打算将他挟持控制。
好在李剑云对此早有防备，派了战士前来查看情况，保护樊鹏飞，正好与三名挟持樊鹏飞的敌人遭遇，立刻出手挑死了敌人，救出了樊鹏飞。
与此同时，医院上演了令人发指的一幕。医院内被留用的院长柴田朝江和一百余名日本医护人员，在暴动开始以后，完全忘了曾经对他们的宽容和信任，纷纷拿出手术刀、剪刀等利器，对医院内的伤员进行杀害，就连无法起身的重伤员也不放过，犯下了累累罪行。
诸如此类的敌特行动与反敌特行动在通化的各个地方上演，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分队长卢昌炳当时守在机场，与冲进机场抢夺飞机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拼杀。敌人被赶出机场大院后，不肯善罢甘休，不断向机场发起进攻。
就在双方僵持阶段，外出剿匪的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1营1连连长郑东华正好赶了回来，与机场内部的警卫部队里外夹击，歼灭了这股敌人。
经过2个小时左右的激战，蒋日匪帮败下阵来，但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和战士，也在此战牺牲了。
超过名日寇成为俘虏，他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欠下了累累血债。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战士们，带着愤怒将他们依次押到通化的城头。日寇们身着单衣，处于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跪在通化的城头，垂头丧气。
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战士们，将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逐一挑死，又将他们的尸体踹下城头，落在护城河形成的坚冰上。为了处理日寇的这些尸体，战士们将护城河的冰面凿开了几个大窟窿，将日寇的尸体全都塞了进去。
敌人的这场暴动虽然被镇压了，但他们带给人民的伤痛却永远也挥之不去。吃日寇尸体长大的鱼虽然又大又肥，但如此令人作恶的鱼，又有谁会吃呢？通化的老百姓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宁可饿着也绝不肯吃！
事后，一场名为“蒋特勾结日伪暴乱罪证展览”的活动，在通化市的裕丰厚商店开展，将这些人的罪证通通展示出来，并将主犯押到了现场，供百姓参观。藤田实彦等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不断地向围观群众鞠躬，开口陈述自己的罪行。
藤田实彦因羞愤成疾，3月14日病重不治，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