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中期出现的名词，一般指未经正式医疗训练，只做过短期医疗培训，仍持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疾病的传播，减少了婴儿和孕妇的死亡率。我的母亲张反荣有幸成为赤脚医生的一员。
那一时期，母亲学会了针灸、打针、接生这些简单的能为乡亲摆脱疾病之苦，解燃眉之急的医疗技术。当时母亲成了村里不可或缺的人。三棱针、毫针、注射器、酒精棉、镊子、医用剪刀等医疗器具，成了母亲救治乡亲的宝，印象中的毫针，是那种很细很细的针，针扎得深浅，穴位的选对都是很精准的，母亲用起来也总是稳扎稳准，收放自如。时至今日，我还记得母亲把一大团酒精棉揪成一个个小棉球的情形。那个医用剪刀非常独特漂亮，全身发亮，剪刀头似弯月，是用来剪婴儿脐带的，也可做他用，跟普通的家用剪刀长得完全不一样，很锋利。我很喜欢那把剪刀，然而遗憾的是，忽然有一天，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由于当时医疗不发达，医用品不像现在一样是一次性的。每次使用过后，母亲回家都要进行彻底消毒，把注射器、针头、镊子放在开水里煮，母亲总是认真地，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做着这些琐事。
田间的劳作，养育孩子、照看孙子的不易，加上赤脚医生这一角色，母亲充实着，劳累着，辛苦着。村里乡亲，谁的家人有个头昏脑热，体寒疼痛的，谁家的媳妇要生了，母亲从来是一呼即应，母亲甚至给村里一家几代人看过病。
听：“婶婶，冬子感冒了，快给扎一扎。”二嫂找来了，“娘娘，我大(dā父亲的口语)发高烧，得给打一针了。”永威的声音响在了耳边……乡亲们发病，有时黑天摸地，母亲被叫了去；有时大雨下不停，狂风刮不止，母亲做过简单的防护赶了去；有时一口饭还在嘴里，没有咽下呢，唤的人来了，母亲放下碗筷，起身便走；有时刚躺下，又得穿衣再起；有时去了田间地头，听到招呼赶紧返回；有时家务活忙得无法脱身，一声召唤，她又放下手头的营生，转身离去。一天夜里，半夜三更，外面漆黑一片，睡梦中的我们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母亲已匆忙穿好了衣服，紧接着便看到母亲关门出去的身影，随之离去的是母亲一路的脚步匆匆，气喘吁吁。那天，八月十五，万家团圆的日子，伟只哥家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也赶着来“团圆”，这一天来到了美丽的人间。那天，我家没吃上美味可口的团圆饭，一锅熬山药汤填饱了肚子，姐姐直诉苦，可转念间，新生命的诞生冲淡了山药蛋的味道……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风里来雨里去，不管天寒，哪怕地冻，母亲都义无反顾地赶在救治乡亲的路上，没有丝毫怨言。母亲甚至顾不上苦，来不及累，一种强大的奉献精神支撑着母亲，（那时没有一分钱的经济利益，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私付出。）或许，母亲看到经她医治的一个个消除病痛的左邻右舍就无比开心，经她迎接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内心便充满了莫大的喜悦，母亲完美地诠释了“医者仁心”这一词语。
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干部，为乡亲们办了许多的实事、好事，这其中母亲充当了很好的贤内助。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田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人民公社解体。然而在面对粮食税收的情况，基于土质与自然灾害问题造成的歉收，父亲都会给予乡亲公正而合理的解决。一旦有人来找父亲办事，母亲总是跟父亲说：“让人们哭着来了，笑上走了。”这句话成了母亲一生的人生格言。以至于日后成为国家干部、人民公仆的两个哥哥，也是秉承这样的理念，为人们排忧解难的。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取消赤脚医生这一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医生。母亲因此退出了这一时代的舞台，然而不能否认，赤脚医生曾为解决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做出积极贡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曾称赤脚医生的出现，是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
母亲把最美的情怀安放在故土的深处，开出一朵芬芳的花，那花，低眉在世，温柔内心，温暖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