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租金的生产性使用，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阶级—垄断租金具有双重意义的非生产性：一方面，从其来源来看，阶级—垄断租金是在金融资产市场上通过价值转移而实现的，因此阶级—垄断租金具有非生产性；另一方面，从使用上来看，阶级—垄断租金重新进入次级循环，使金融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这种阶级—垄断租金也具有非生产性。
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租金也同样具有双重的非生产性：首先，从来源来看，构成地租的超额利润来自农业部门以外的价值转移，结果是降低了工业部门的一般利润率，在此基础上，地租在资本积累中是发挥了负面作用的。
其次，从支出来看，李嘉图主义者将地主描绘为寄生虫，即封建时代无用的、多余的残留物；马尔萨斯则主张应将地主视为消费者，因而是有效需求的来源。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看，地主都并未在生产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而马克思虽然对地租的使用未做进一步分析，但他倾向于把土地所有者假定为非生产阶级，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土地）所有者显然具有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
因此，马克思没有考虑租金有可能被再度投入生产，没有深入探讨租金与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关系。
首先，将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解释为政府围绕着租金的获取与使用展开的竞争，能够深刻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色与制度优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地方政府扮演了租金的生产性分配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以投资营建环境为主要手段，围绕着制度—垄断租金展开竞争。
地方政府间的这种竞争与企业间的竞争嵌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其次，大卫·哈维的制度—垄断地租理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租金大多数被投机者－开发商所攫取，政府在其中只起到维护制度结构的作用，因此哈维认为制度—垄断地租是资本应对价值实现困难而寻求的路径，具有双重的非生产性。
将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可以探讨当制度—垄断地租被用于生产领域的情况，对资本在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之间的流动做出理论上的补充。再次，制度—垄断地租的生产性使用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对马克思地租理论的一个统一论述，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租金理论的完善。
最后，通过对制度—垄断地租的考察，我们为解释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抛弃了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个人主义观点，从组织层面与制度结构上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了解释，地方政府是围绕着营建环境的投资，在制度—垄断租金的获取上与其他地区的政府展开竞争。
因此，我们对于制度—垄断地租的生产性使用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从土地价格剪刀差、产业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三个路径考察地方政府对于生产领域的投入。
土地价格剪刀差驱动投资
地方政府将租金投入生产性使用的第一个路径是通过土地价格剪刀差来补贴工业企业。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出让上的做法存在显著差异。
在商住用地方面，地方政府成立土地储备中心，垄断城市一级市场，提高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通过限制商住用地供应并以“招拍挂”的竞争性方式出让土地来最大化出让金收入，而工业用地出让绝大部分通过协议方式完成。
在商住用地市场，开发商为了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展开激烈竞争，最终成交价格要高出起拍价数倍甚至十数倍，形成了众多“区域性卖方市场”。
在工业用地市场，为了尽快招商引资，增加未来财政收入的现金流，地方政府不惜相互压低土地价格，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零地价的状况，形成了“区域性卖方市场”。为了弥补协议出让工业用地带来的亏空，一些地方还通过商住用地出让收入进行横向补贴。
虽然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放弃了一部分租金收入，但是由于增值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实际上也具有租金的性质，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通过放弃短期内的租金收入，转而将租金实现的周期拉长，从而实现租金收入的最大化。
从支出上看，地方政府通过低地价的方式变相补贴了工业企业，一方面将通过商住用地市场取得的制度—垄断租金间接地投资于工业企业，其极端形式就是直接将商住用地出让收入横向补贴于工业用地市场亏空，从而直接增加了对工业资本的投资。
另一方面，地方通过补贴的形式，吸引工业资本加大投入，从而通过激励的手段间接实现资本的快速增长。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租金－再生产模型进行初步的分析。
假设社会上有高科技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两个部门，其中高科技制造业企业之间由于存在激烈竞争，因此无法获得垄断利润，商品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进行出售，形成了20%的年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为。
利润平均化
在这里，我们假定资本通过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已经实现了利润的平均化，因此其价格就可以代表社会生产价格。而在房地产业，投机者－地产商由于阶级垄断权力的存在，可以事先确定一个预期的利润率，一旦市场的利润率低于预期，投机者－开发商就可以通过减少投资的方式来主动产生稀缺，从而使市场利润率回到预期的水平。
在这里，我们假定投机者－开发商阶级将预期利润率设定在40%，并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实现制度—垄断地租。因此，地产被以垄断价格进行出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垄断利润。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扩大再生产的情况。在大卫·哈维的制度—垄断地租理论中，投机者－开发商通过阶级垄断权力获取的制度—垄断租金一方面被用于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消费，另一方面被再度投入资本的次级循环，而这两方面都未将制度—垄断地租投入生产性领域。
而在中国特有的土地公有与土地转让制度这一制度结构下，土地的制度—垄断租金由投机者－开发商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而地方政府又通过低价出让土地、财税补贴等方式将制度—垄断租金投入生产性使用当中。
因此，假定地方政府通过地价补贴、财税补贴，有一半的制度—垄断租金流入了高科技制造业，另一半用作投资营建环境、转移支付等。因此，制度—垄断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对于这种重资产的企业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当然，之前提到的例子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在实际情况中，制度—垄断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动资本在初级循环中的积累，取决于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社会生产价格/垄断价格没有发生变化，这是由于部门扩大再生产后，产品数量发生了相应的增长。
租金的生产性使用
土地出让收入转移到生产性企业当中去。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补贴政策人为地改变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可能导致扩大再生产无法完全实现，制度—垄断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对于资本积累的正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这个问题属于价值实现的过程，在本文中我们不再过多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土地价格剪刀差对生产性企业开展补贴，加快了生产性企业的资本积累，从而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实现了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从收入来看，地方政府通过投资于营建环境，创造绝对空间，人为制造了土地价值的增值，而土地价格的增值又通过开发商转嫁给居民。从这个角度来看，依靠作为金融资产的土地价值的增值，地方政府将全社会储蓄吸引到房地产市场上来，使这些储蓄转化为制度—垄断租金，并将这些租金投入到生产领域当中。
结语
总的来说，在此意义上，土地财政成为全社会储蓄形成的动员机制，政府成为连接社会储蓄与企业的中介，通过吸收社会储蓄并投入生产领域，形成了我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特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经济的增长长期表现出投资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