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50万，这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人类首次面临病毒全球化蔓延所带来的重大挑战。面对这场百年未有之大灾害，以及可能到来的经济冲击，必须充分估计其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影响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不确定性，利用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霾的时间窗口，争取战略主动，化危为机，加快新的全球布局。
一、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远超年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正陷入“封锁悖论”。当前为防止疫情蔓延升级，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包括旅行禁令、入境管控，甚至封锁边境措施。但其结果是要素流动与对外交往严重受限，生产和贸易活动处于放缓、半停滞或停滞状态，使此前已十分脆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疫情全球化波及三大供应链，回溯效应恐超第一波。随着中国本土新增病例清零，疫情的风暴中心转向海外，经济冲击进入第二波。疫情对我国进出口第一波冲击已在数据上得以显现：1-2月中国制造业产值下降31%，出口同比下滑17.2%，其中对美国出口下滑27.7%；对欧盟出口下滑18.4%；对日本出口增速下滑24.5%；对韩国出口增速下滑18.7%。中国处于全球加工制造核心环节，作为疫情全球蔓延重灾区的美欧日均为我国出口主要市场与零部件来源地。其中，我对欧盟零部件进口依赖度最高，为8%，随后依次为日本（7%）及美国（6%）。考虑到全球三大供应链均受疫情较大波及，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化特征，一处停工，全球停摆，则海外回溯效应可能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当前欧美疫情加剧，导致中国工厂复工后根本无订单可生产，外贸退单潮显现。这波退单潮不仅局限在欧美，拉美、东南亚的订单也接连取消，纺织服装、家具、家电、部分机电设备、金属制品等行业的压力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但对出口贡献较大的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与裁员压力。
全球遭遇供求双重冲击，中短期须防范“滞胀”风险。一百年来全球遭遇过三次大的冲击。除本次之外，分别为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前两次危机对经济冲击主要集中在需求侧，但此次疫情供需两端同时受冲击，其影响更为复杂持久。国内情况看，疫情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剪刀差扩大，反映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存在经济紧缩风险。但更需重视的是，PPI中农产品、建材、黑色金属购进价格指数上涨较快，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压力。若考虑到疫情导致海外重要生产生活物资供给中断，主要央行大规模货币放水，极端天气可能拖累粮食供给等因素，中短期内供给冲击大于需求冲击，须防范“滞涨”风险，但长期需求严重萎缩更须防通缩风险。
全球经济大停滞，第三次大危机可能正在到来。如同美欧疫情正处于发酵期一样，更大的经济金融风暴也正在酝酿之中。2月下旬以来，全球金融市场蒸发25万亿美元，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全球资产遭遇抛售潮，市场流动性枯竭。面对全球经济受到的历史性冲击，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全球35个国家央行密集救市掀起全球降息潮，并重启大规模量化宽松，美国等西方政府推出史无前例的数万亿美元财政资金来挽救经济，白宫更是拟推出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
然而，目前看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美联储预计，二季度萎缩50%，远超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的萎缩程度。英国凯投宏观（CapitalEconomics）预测，欧元区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将环比下滑10%-15%。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多深还有很大不确定性，若疫情持续到年底甚至更长时间，其经济损失恐难以估量，不排除有演变为第三次大危机，以及引发全球失业潮的可能性。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本周初请失业金人数攀升到万人，比之前一周的28.1万人，飙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疫情可能导致全球大约万人失去工作。
二、疫情考验经济全球化进程或重构全球经贸秩序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与利益争夺激烈。近年来“美国优先”、英国脱欧、弱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已对全球经贸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全球协力应对危机的信任基础已今非昔比，一些国家在危机面前采取“以邻为壑”的策略，供需失衡局面更加凸显，保护主义更为猖獗，主要表现在：
美推动升级贸易战变相升级。尽管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已达成，但依然蕴藏风险。根据协定，中方在今明两年时间里增加购买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但去年底制定的协议显然没有预见疫情“不可抗力”的影响，一旦中国未能达成全面履约，可能招致美国新一轮报复。近期，美国商务部等部门正研拟新方案，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里对中国商品、技术和投资采取逐步升级的、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3月25日美宣布对华第二批亿美元清单中的部分商品重新加征25%关税。此外，美国金融机构还利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美元国际结算系统，故意拖延中国出口商的美元结算时间。
入境管制措施长期化、制度化。当前，已有近个国家地区对我采取了边境管制措施，这些限制性措施势必阻碍我进出口贸易及海外投资。目前有20多个个国家对我出口采取限制措施。要谨防他国采取针对疫情重点国家和地区设置的入境限制和贸易壁垒转向长期化、制度化。
防止由贸易领域向科技等领域蔓延。美国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立刻升级对我高科技封锁打压。提出了阻止通用电气LEAP-1C涡轮发动机供应中国C商用飞机；参院通过《美国安全和可信网络通信法案》，禁止用联邦资金从具有国家安全的华为公司购买通信网络设备；加入《瓦森纳协议》的42个国家扩大了管制对象，增加计算光刻软件和大硅片技术出口管制新追加了可转为军用的半导体基板制造技术及被用于网络攻击的军用软件等，这势必对我国半导体产生重大影响。
转向“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循环模式。疫情冲击正在加剧国家间的结构性洗牌，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问题，加速供应链转移以及“国产替代”。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同时，支持联邦政府购入受影响公司股份；法国拟考虑动用“终极武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来保护受威胁的航空、汽车等行业的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疫情将加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转向“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模式。
三、为全球大变局做好战略准备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极为严峻，其对经济的外溢效应将是长期的和深刻的，必须以“底线思维”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大衰退和经济全球化低潮，做好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预案。
把握疫情防控时间窗口，确立危机中的主动性优势。与海外相比，目前中国处于两大优势：一是国内疫情防控初战告捷赢得了时间窗口；二是中国拥有庞大消费市场、内部经济和生产结构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完全有条件逆势而上，充分发挥集中动员资源的体制优势和制造优势。如在国内抗疫物资供应充足情况下，可考虑增加医用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出口，形成和巩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产业优势地位。
实施有效政策，给可能到来的大危机留有对冲空间。当前，全球宏观政策转向全面宽松，中国政策空间也已打开，但要进退有度，精准搭配，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世界经济大衰退。短期而言，为支持灾后重建，可考虑发行“疫后恢复特别国债”。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利率参照存款准备金利率，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
大幅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稳定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中间品贸易比重越高，对产业链、供应链冲击越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对中国对外贸易意义重大。当前东盟、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均超过30%，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65%左右为中间品。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以及汽车、机械制造等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已成为我国中间品贸易大户的背景下，建议大幅降低中间品关税，考虑在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范围内适当提升中间品零关税商品比重，以进口带出口、吸引外资流入、增强产业竞争力、稳固并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同时，应加大供应链基础设施投资，提高抗风险能力。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抓紧充实战略物资储备库。疫情之下，由于中国较好地把握控制疫情的时间窗口，人民币资产正成为全球新的“避风港”。我应借此大力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与疫情较为严重的主要贸易伙伴间的双边互换规模，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普及使用，推动人民币投融资成为跨境人民币收支主体；同时，为应对可能到来大衰退与战略物资短缺的极端情形，应抓紧充实石油、矿产、农产品、医疗物资、基础原材料等各类战略资源储备，以及关键技术的跨国并购。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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