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永远在心中
——内蒙古三人谈
51年前，他们三人乘坐同一列火车，从上海赴内蒙古插队落户。
傅淑君，66届高中，在内蒙古四子王旗15年，其中14年从事教育工作，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草原上的孩子们。在傅淑君决定下乡内蒙时，她的初中同学、一个已在上海工作、前程看好的男同学，追随她一起去内蒙古插队，演绎了传奇而感人的爱情故事。
吴延海，在四子王旗牧马放羊，后来当了马背小学教师。与牧民们十年相处，吴延海学会了说蒙古语，回上海后他的蒙古语还为上海公检法破案及审讯发挥了作用。
陈菊芳，在兴和县八年，种过地、当过“赤脚医生”，采药送医、在自己身上扎针学习针灸。年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后调入县广播站当播音员。返回上海后，活跃在知青活动舞台上。
傅淑君
傅淑君，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年出生，现年74岁。
我年4月29日离开上海，到内蒙古四子王旗巨巾号公社巨巾号大队羊房滩村插队落户。这一去就是15年，直到年4月我才离开内蒙古四子王旗。
我在羊房滩村实际上只当了一年的农民，14年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边疆农村的教育事业，献给了草原的孩子们。
我从事教育事业32年，从北部边疆到江南浙江，从小学到中学，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了，但至今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四子王旗草原的孩子们。也是他们激励着我从事教育事业一辈子。
陈菊芳：吴延海老师您接着介绍一下
吴延海离开上海时在北郊车站与家人的合影
吴延海：我也是年4月29日离开上海到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乌不力乌苏大队插队的。年冬天离开四子王旗回上海的。
陈菊芳：真的很巧，我也是年4月29日和傅老师、吴老师三个人乘坐的是同一趟列车，我是到到内蒙古兴和县二台子公社东十号大队黑山子村插队落户的。
在那里种过地、当过赤脚医生，因为那时的内蒙古缺医少药，我和另外一位叫梁宽的医生经常外出采制中药、学习针灸治疗，还经常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我在村里时间不长，年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又调到广播局的广播站当播音员，因随军于年离开了内蒙古。同时也失去了和所有知青的联系（那时的通讯不便）。
跟随部队很多年，直至退休才回到了上海。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又汇入了知青队伍，能找到知青群体并主持各类活动，犹如回家的感觉，大家在一起真好。
草原鸿雁合唱团照片
陈菊芳：吴延海老师，我们在草原鸿雁合唱团已经很多年了,每当唱起《草原在哪里》这首歌我的情绪都会很激动，我想你是在牧区下乡的，你的感觉和对草原的感情一定会更加不一样吧：
吴延海：是的。每当我听到或唱起这首歌，便会想起：那广袤无垠的草原，那桀骜狂野的蒙古马，那生生不息的无名小草，那此起彼伏的母羊呼唤羔羊的咩咩声，那温暖着多少牧人身心的银色毡房，更有那草原额吉关怀和爱怜的“好勒嘿”爱语声，那特殊年代的烙印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影响着我的人生。
陈菊芳：我们到兴和县二台子公社后，是由大队用马车接回村的，第一次坐马车，有点心旷神怡的感觉。你们牧区的迎接方法一定别具一格吧？
吴延海：是的，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欢迎场景
回想起那些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得当时我们刚进入到乌不力乌苏大队的地界，就看到远处尘土飞扬，牧民们身穿节日盛装,骑着快马，前来迎接我们，大队部门口有牧民敲锣打鼓，场面火爆，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蒙古族同胞，他们脸色黝黑，人高马大，脸上挂着热情而又纯真的笑容，在他们的簇拥下我们进了大队部会议室，牧民唱起了蒙古长调，原汁原味的蒙古长调也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我们吹响了随身带去的唢呐，唢呐声和牧民的歌声、笑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派和谐温馨的景象，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是暖暖的。
刚到草原和牧民在一起联欢
陈菊芳：在内蒙时，听说过套马杆，但这套马杆是干嘛用的却没见识过。
吴延海：具有民族风情的打马印
每年春天，小草刚露头，草原上便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独具蒙古特色的打马印活动，远方各路蒙古族英豪会闻名而来，他们纷纷带上自己心爱的坐骑“杆子马”，来到这里大显身手，马倌儿们将马群驱赶集中在空旷的草原上，只见一个个身手矫健的蒙古小伙子手持套马杆，用套马杆尾端往地上一撑，顺势跃上马背，冲入骚动的马群，骑手手中的套马杆指向目标马，只见骑手轻轻一甩套马杆头上的稍绳，手起杆落，瞬间就套住了目标马匹的下颚，地面人员赶紧上前控制惊恐挣扎的马匹，有抓马耳朵的，有抓马尾巴的，迅速将被套马匹摔倒，然后提着烧得发烫的马印烙铁，烙在马大腿外侧上，直至冒出青烟，并伴随着一股烧毛味，除了留着种马的公马，其余三岁小公马都要进行睾丸摘除手术，煽马蛋就在野外进行，根本没有消毒一说，也没有麻药，摘下的“马蛋”后的伤口，拿火势往火堆里一扔，烤一烤，没等烧熟就被大家嘻嘻哈哈分抢着吃光了，这大概就是烧烤的起源。
陈菊芳：这马蛋也能吃啊？傅老师您听说过吗？我是第一次听说。
吴延海：很好吃的。打马印是极具“野性”的民俗活动，是展示草原男人智慧、力量和勇气的盛会。烙铁一烫，立马就把马放回马群.
吴延海骑着大马参加打马印
各地套马高手纷纷赶来
陈菊芳：吴老师，您在在草原上放过羊吗？
吴延海：下乡后的第一年冬天，大队领导安排我到一户牧民家放羊，那个畜群点是在乌不力乌苏大队紧西北端的一条山沟里，离大队知青集中居住点大约二十余里，牧区养羊方式是纯放牧的，羊吃草原上自然生长的野草，我的任务就是每天一早赶着羊群出去，到水草丰满的地方让羊儿自由自在吃草，可是大冬天哪儿来水草丰满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草原，两眼望去一片白茫茫，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跟着羊群走，傍晚，太阳西下时，将羊群赶回畜群点，一群羊有四五百只，有一半是育龄母羊，其它是羯羊和二岁小羊，春节过后，怀孕的母羊开始产羊羔，母羊一天24小时中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生产，这个期间丢羊群要严加看管，白天归我管，夜里由东家管，这期间我放羊时要带一个羊毛毡大袋子，羊群在放牧途中有母羊下羊羔子，我就要把羊羔放毡袋里带回，每天数量不等，有一天在放牧途中集中下了十只羊羔，背的我大冬天的浑身是汗，当看到从毡袋里拿出来全部活奔乱跳的小羊羔，身上什么累也全没了。
俗话说“羊怕清明，马怕谷雨”，因为北方尤其干旱的草原春天来得迟，清明时节青草小嫩芽刚露出地皮，羊能闻到青草味，但是羊嘴巴啃不到，羊就不停的往前跑，试图找到能啃食到的草，当地人称这一现象味“羊跑青”，结果是羊越跑越饿，最后羊累死、饿死，所以牧羊人要控制住羊群行走的速度，这个阶段放羊的人特别累，我好歹平安熬过、闯过了这一关，草原上的羊群要是熬过了这一关，就能平安过渡到盛夏水草丰满、五畜兴旺的季节。
陈菊芳：羊身上的毛长了，需要剪的吧？
吴延海：六月时节，草原上的气温已经很高了，长在羊身上保护羊过冬的厚厚的羊毛已经成了羊的累赘了，行将自然脱落，牧人们必须抢在这个时节把羊毛收剪下来，剪羊毛下手早了，突遇冷雨，羊会冻死，剪羊毛下手晚了，羊毛自行脱落，收益会减少，所以一般选择合适时机，在两周内集中解决，剪羊毛也是一场高强度劳动，看似简单，不做不知道个中滋味。
牧人们剪羊毛的场所就在羊圈旁的羊羔棚圈内的地上进行，全手工，我依样从羊群里抓了一只大羯羊，捆扎好羊的四肢，学者牧人拿大剪刀从羊身上剪毛，开头还算顺利，可没等剪完一只羊，手就开始起泡了，再剪就手疼的不行，勉强坚持剪完一只整羊的毛，再接着剪第二、第三……，手已经麻木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保持弯腰姿态多长时间了，只是觉得身体站不直了，强行站直后又再弯不下腰了，我的腰肌劳损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剪羊毛让我品尝到看似简单的劳动都包含着辛苦劳作。
提高优化羊的产毛量
内蒙古本地的羊种是粗毛羊，一只羊产毛约两斤，且价格便宜，年，我们大队从国外进口了五只澳大利亚和前苏联北高加索细毛羊种公羊，一只种公羊的价格在当时的五千元，老贵的，但是这种羊经济价值很高，一只羊可产毛六到七斤，且羊毛单价每斤可以买到十几块钱，一只进口羊的羊毛售价要抵十来只本地羊的经济价值，我被大队安排改良羊配种站的配种工作，我用仅掌握到的知识，为大队发展羊群改良，每年要完成四群羊的配种工作，当看到母羊产下身上卷作微小绒球的细毛羊羊羔，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经过几年我的辛勤努力，我们大队的羊群都有了二代以上的改良血统，有的羊群达到四代改良羊标准，大大提高了羊的经济附加值，大大增加了大队经济收入。
陈菊芳：在草原你有没有遇到过脾气比较暴躁的马？
吴延海：我当时草原上的交通主要靠骑马，蒙古马脾气暴躁，我天生爱马，蒙古人也爱马，我们有共同语言，我经常和蒙古族朋友一起聊“马经”，在蒙古骑士的传授下我了解和积累了很多骑马经验和技能，萌生了从马群中抓“生马”，自己调教的念头，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事情，凭借着我在当地有强大“盟友”队伍的支持，大队破例让我一个城里来的“书生娃娃”骑乘“生马”，我扛上马鞍子及其他驯马配件器具，这些配件器具都是我亲手做的，制作马笼头、马嚼子、马绊的材料是选择当地经过硝腌制过的上等牛皮，拉成条状，在经过手工“搓、拧”编织而成，我都严格按照当地标准来制作，得到当地蒙古族马术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对我来说制作过程是一种享受。
来到荒郊野摊，马倌们从马群里熟练的套住生猛的四岁蒙古马，我赶紧拿着马笼头迎上去，给狂野的蒙古马戴上马笼头，而后小心翼翼的备上马鞍，拉紧马肱肚，为确保马鞍子的稳固，还额外增加一根肱肚，当我跨上马背，任由胯下的野马任意狂奔，两耳生风，奔向无边无沿的草原深处，满足了我当年年少轻狂的征服欲。
陈菊芳：傅老师在内蒙15年，有14年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她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草原上的孩子们。下面请傅老师谈谈她是怎样走上三尺讲台的
傅淑君：下面说说我是怎么走上教育岗位，当起“孩儿王”的吧。
年上学期期中，在我下乡的羊房滩村，村办小学的教师有事要请假一个月，没有人来顶替他，孩子们只好呆在家里玩耍。家长们着急了，都去找生产队长，有人提议：“叫村里的知识青年来代课吧。”提议马上得到响应，让队长来和我们商量。我们知青集体户共8人，按文化程度，在当时我算是最高了，66届高中嘛，他们一致认为该我去给孩子们上课。
就这么偶然，我走进了只有一名教师、15个学生、但却有3个年级的村办学校。学校里简陋极了，一张破旧的课桌上面整齐地放着三套教课书——一二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一个粉笔盒，一个红墨水瓶，还有一个哨子。学生们的课桌凳都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高低大小也不一样，前面的泥墙上用水泥和黑色涂料抹出一块黑板，教室的中央是个取暖的火炉，教室后面的墙角堆放着煤块、铁簸箕和扫帚。当时我心想，不就代几天课嘛，教到他们老师回来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试试看吧。
一个月后，他们的老师回来了。对于他来说，这份工作他是很珍惜的。生产队里除按正劳力给记工分外，每月他还可从生产大队领到8元钱的补贴费。而当时的我呢，并不喜欢教书，（文革时期教师被称为“臭老九”，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家有三斗康不当孩儿王”。）压根儿就没想过当老师。可是，十五个学生个个都不想让我走，回家哭着求自己的父母留住我。后来，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我被推荐了上去，并很快被批准为正式的民办教师。我真是喜欢去得去，不喜欢去也得去。无形之中，我抢了原先那位老师的饭碗，这使我十分尴尬，却又有些无奈，至今回想起来内心仍有几分歉意。
一九七0年九月，我“走马上任”了，阴差阳错地我成了真正的“孩儿王”。
我们那个年代，有这么一句豪言壮语：“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我虽然不喜欢当教师，但这是贫下中农的要求，是革命的需要啊，现在革命需要我教贫下中农的孩子读书，那是贫下中农看得起我，如果我不服从安排，能算得上是革命青年吗？
从此，我把教15个村娃读书识字作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我非常投入地教我的15个学生，每45分钟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考验。第一次当老师，又没有同事可请教，45分钟里要安排上三个年级不同的课程，还要维持课堂秩序，一堂课下来我常常会满头大汗。到了晚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我的脑海里全是15个娃娃的面孔，天天晚上就琢磨着该如何上好明天的五个45分钟？15个学生搞得我寝食不安，心想：这“孩儿王”还真不好当啊！
我十分投入地工作着，摸索着三个年级复设班的教学方法。课间和孩子们一起玩，用各种方式与孩子们接触沟通，让他们自觉遵守课堂纪律，自觉学好各门功课。我向孩子们学习讲当地土话，课间用土话和他们聊天，这让他们感觉我很亲切，师生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慢慢地孩子们学会守规矩了，我也适应了45分钟有条不紊地上好三个年级的课。
一年后的学区统考中，我那三个年级15个学生个个成绩优秀，两个年级语数总分第一名都是羊房滩村小的学生。这引起了学区主任韩凤岐老师和中心校校长刘绪老师的注意，他们找我谈话，要我谈谈教学经验。我说，我哪里有经验可谈，我是摸着石头过河罢了。
我给自己作了个总结：1.要爱学生2.要多鼓励学生3.要身体力行。
后来我发现鼓励和奖励对于教育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童年时老师的启蒙作用有时会影响他的整个人生。
讲个小故事：一个奖品铅笔盒的故事
羊房滩村小二年级学生武连生，寡言少语，胆子小，上课不敢举手发言，平时总低着头不敢看老师。记得临近期末我搞了一次语文词语听写比赛，武连生得了第一名，我在班上表扬鼓励了他，并发给他一个上海的铅笔盒做奖品（里面装着铅笔橡皮橡皮削）。从此后，他上课积极思考，并能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了。期末考试语文还得了并列第一。
三十多年后，我们师生在呼和浩特市见面了，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总编了。他十分认真地和我说：小学二年级那次词语听写比赛对他影响很大。他说：他和哥哥从来都没有用过铅笔盒，有了铅笔盒他可自豪了，也增强了他的学习自信心，并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喜爱文学的种子，让他喜欢上了语文，他很感激傅老师。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字编辑工作。他说，是童年的那个铅笔盒激励着他走上文学编辑之路。听了他这番话，让我特别感动。
陈菊芳：那时的内蒙古生活条件很差，哪有钱给孩子买铅笔盒呀，您这个老师太好了，自己掏钱买礼物
陈菊芳：傅老师这是您的学生吧？
傅老师在呼市和两位学生合影
.7.在呼市我下榻的酒店客房。左一是武连生。右一是苏建礼（当年是和林格尔县人大主席）
傅淑君：第二个小故事：我给学生灭头虱
一年级女生张海燕，上学爱迟到，而且经常是头不梳，脸不洗就来上学了，头发常常是很乱的，而且满头的虱子，走近她都能看见头上虱子在爬。三年级有位同学告诉我：“她没有妈妈，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得知这个情况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先帮助张海燕消灭这满头的虱子！晚上，我翻开从上海带去的“生活百科大全”，查找：如何消灭头虱？记得我当时是用农药敌敌畏稀释后给海燕洗头的。
篦虱子的篦子
陈菊芳：傅老师，我在村里也听说过，内蒙人没有洗头的习惯，都是用这个篦子篦虱子的。
傅淑君：某天放学后，我把张海燕领到我们知青点，和她说老师想帮她洗洗头消灭一下头上的虱子，海燕很胆怯地说，“傅老师，我怕。”我说“怕什么？”她告诉我说，她从来都没洗过头，所以害怕。我听了很是吃惊。（后来我才知道，村里的人们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先和她讲起了上海孩子讲卫生的故事，并希望她也讲卫生，以后要做到每天早晨都要洗了脸再来上学。慢慢地她听懂了，接受了，愿意让我给她洗头。
我把她的头发浸泡在我事先用农药敌敌畏稀释后的一脸盆水里，浸泡了几分钟后，脸盆里的水面漂浮着密密麻麻的虱子，我看着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赶紧把这盆水倒掉，再换了一盆温水给她冲洗干净。然后，我拿起梳子给海燕梳头，发现头上已经看不到会爬的虱子了，我高兴地和海燕说：“头上活的虱子已经没有了。头还痒吗？你以后还会怕洗头吗？”她很开心地回答我：“头不痒了！我也不会怕洗头了。”她走时，我给了她一把梳子一把篦几，希望她今后每天自己梳头。她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此后，张海燕上学不再迟到，头发也不那么乱了，学习成绩也进步了。
海燕走后，当天晚上，我的头开始痒了，第二天发现我的头发上有虱子在爬。村里女人们告诉我，虱子是会飞的，你给海燕洗头，虱子就飞到你的头上了。这可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体验啊！满头的虱子，奇痒难忍呢。可想而知，一年级的张海燕有多可怜了。
从此后，平日里我除了教学外，就十分重视培养孩子们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和宣传讲卫生的好处。尽可能多地用我的行动去感化他们。
在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的边疆，孩子们连讲卫生都不懂啊。他们就像一张白纸，我们知青有义务宣传并努力去改变他们，让他们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第二年暑假前夕，学区主任韩凤岐老师找我谈话，并告知，巨巾号学区想调我去府耗子中学教英语。当时府耗子中学是隶属公社的新建立的一所中学，高一只有两个班，招收的是本公社的初中毕业生。
“我只是个高中毕业生，让我教高中英语，行吗？”我很有顾虑地对主任说。学区主任鼓励我说：“公社各初中都未曾开设英语课，这些学生的英语还得从ABC教起，用农村版初中教材教学，就你一个英语老师，你就大胆地教吧。”当时我犹豫了一会，还是答应了韩主任：“那就试试吧。”
就这样，我离开了羊房滩村小，离开了我初为人师的第一批学生。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他们呢！
年8月底，我到府耗子中学报到。于是，我第二次走马上任了，当起了高一年级的英语老师。后来上级教育部门有文件下达，四子王旗农牧区中学不开设英语课。我所在的府耗子中学当然也不例外，开设了一年的英语夭折了。
年暑假我告别府耗子中学来到了巨巾号中心小学。
学区领导把我调到了公社所在地的巨巾号中心小学，校长刘绪老师安排我担任小学四（1）班的班主任兼语数课任老师，当地说法这叫“包班”。这个班级三年级期末统考中，是“坐红椅子”的（最差的）。课堂纪律很差，给这个班上课的老师都很头疼。我接手后，马上开始找每个同学推心置腹地谈话，了解情况，找出那几个“刺儿头”。一个星期后，我记住了每位同学的姓名，记住了他们的特点，课堂上做到有的放矢，我掌握了课堂的主动权，我的课上课堂纪律改变了。
但是别的副课老师上课课堂纪律并没见好。我开始“蹲班”，也就是一天五节课我都在班里，别的老师上课时我坐在最后一排，“蹲班”坚持了差不多一个来月，课堂上爱捣乱爱出风头的学生收敛了许多，然后再召集班干部开会商量，决定用“一帮一，一对红”的方法，两个人一起进步，班干部每人帮助一个，一个星期总结一次，进步的，两个人都有奖。到期末时，四（1）班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表扬。
傅老师年和学生们在一起
上面这幅照片曾在上海海湾园知青博物馆展出
傅淑君：我跟着这个班的孩子们升到了五年级，他们小学毕业要升初中了，我也结束了小学教学工作，随着孩子们也升到初中，开始了初中教学的尝试。
学校的老师都很热情地在各个方面帮助我，刘绪老师、杜林老师、杨世华老师，朱贞老师、苑文浩老师都是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他们都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们毫无保留地把教学经验传授给我，生活上关心我，让我很快地适应了初中的教学，我十分感谢他们。
我在这所小学戴帽的学校里工作了六个年头，虽然经济收入是微薄的，生活是清贫的，但很愉快。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那里的老师，那里的学生，那里的生活，都让我十分留恋。那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像内蒙古草原那样粗犷豪爽，不带私心杂念，他们善良、淳朴的性格净化了我的心灵，让我受益终身！
回访第二故乡在巨巾号乡中心小学留影
巨巾号乡中心小学以前是国家计委扶贫工程之一，撤乡并镇后学校已经没有了。
当年的上海知青美女
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四子王旗教育局的安排下，我来到了四子王旗二中，分配在英语组，和天津知青姜老师勾老师三人任教二中6个班级的英语。
年，我们三人在旗教研室的推荐下，参加了两期集宁市乌兰察布盟教师进修学校英语培训班的学习。
年参加乌盟教师短训班
第二排右边第三位抱着小孩的是本人。当时学员中只有我带小孩参加培训。
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英语水平，年暑假，我们三人都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选修英语课程。
那段时间，我的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同时还要当妈妈。用以下三句话来形容我的生活节奏是再恰当不过了：“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忙碌的晚上。”当时我的女儿还未满两周岁，我带着她去集宁市参加培训班的学习，带着她去电大听课。那时候的我，毕竟年轻，精力充沛，积极向上。
我在四子王旗二中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是我业务能力、教育水平提高最快的五年，也是教育、教学双丰收的五年。
我是从边疆农村小学的低段复设班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的，我曾经是乡村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也曾是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直到成为国家正式编制的人民教师。
在那文化落后、师资奇缺的边疆农村，因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就曾教过小学的语文、算术、音乐、也教过初中的代数、化学、地理和英语。命运从来都是这么充满着偶然，师资的奇缺，让我在教学上成了多面手。
饮水思源，我的教育事业源头在四子王旗，在草原。
在此，我要感谢教学路上的两位恩师——四子王旗巨巾号学区主任韩凤岐老师和巨巾号学校校长刘绪老师，如果我是教育事业上的千里马，那这两位恩师就是我的伯乐。他们是我教育事业上的引路人！当年是他们的信任爱护与鼓励，给了我勇气与决心，促使我下决心为边疆的孩子奉献我的一颗爱心，促使我从事于教育事业一辈子不动摇。
陈菊芳：吴延海老师，听说您在牧区也当过老师，请您说说在草原上是怎么当马背教师的吧！
吴延海：牧民的推荐，年初我成为乌不力乌苏大队马背小学教师，牧区地广人少，牧民居住在畜群点上，畜群点相互之间都相隔几十里路，马背小学应运而生，牧民把孩子交给学校，学生吃、住都由学校包办，我们老师除了上文化课以外，还要管学生的吃、住，管学生的课外活动，并且辅导学生做好个人卫生，我是单身，自然成了学校全天候的生活辅导员，每周六下午给学生们理发，可惜这门手艺不能用于自己，因为我代替家长照料这些草原上求学的牧民孩子，牧民也很感激我，学校放假，学校食堂关门，我又得过快乐的单身汉日子，学生家长得知后纷纷向我发出到他们家吃饭的邀请，我成了“争宠”，假期日期还不够用。
陈菊芳：我还听说你在内蒙学会了蒙古语，回到上海还派上大用场了？
吴延海：在四子王旗牧区草原我整整生活了十年，也给我学习蒙古语提供了便利条件。
年末，我乘回城之风回到了上海，常言道三十而立，可是从农村逛了一圈回城的我，城市的人生却刚开始起步，在近而立之年时，我却一切得从零开始。
回城后，我很快就投入到求职生存的洪流中去，我顶替进了工商银行，银行工作需要与经济打交道
能写会算是基本功，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迫在眉睫，于是，白天开展业务，晚上参加夜读，应付各种劳动技能的训练、文化知识的学习、各种名目的测评、考试……。这些几乎成了我刚回沪时生活的全部，二年的银行业余中专，二年的赶考备课，三年的上海财经大学夜校学习，连续七年的满负荷运作，年我完成了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的学业，工作上也能独挡一面，时任工商银行对口上海一大型企业的信贷工作。
改革开放热潮中，我从工商银行跳槽至另外一家更有活力的地方商业银行工作，在新的银行里我从事化解金融资产风险的新工作，用法律武器保护金融资产，我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居心逃费银行债务的社会不良人员，紧追不舍，斗智斗勇，把极具风险的工作做的风声水起，为银行挽回非常可观数额的金融资产损失，屡次受到单位的嘉奖。
离开草原多年后，没想到我学会的几句半吊子蒙语在上海竟然也有了用武之地，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境外入境人员增多，鱼龙混杂，其中也不乏有个别不法商人，年的某天，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总队，老百姓叫做“”电话向我求助，公安局拘留了一名外蒙古籍的盗窃嫌疑人，语言不通，办案警官问啥也嫌疑人没反应，审讯工作陷入僵局，在上海又找不到翻译，蒙古语属于小语种外语，上海外国语学院不开设蒙古语课程，这可急坏了办案警官，他们让我给帮忙，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跟着警官去了大柏树刑警总队，当我用蒙古语向嫌疑人发问时，对方有了反应，有了答话，警官们兴奋不已，当即打开电脑开始审讯，在法律规定时间内，按时完成审讯程序，当然下一个流程上海市检察院二分法院审查，再下一个流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都由我“一条龙”的解决了，一时间我成了上海地区公检法处置蒙古国嫌犯的特邀“翻译
陈菊芳：吴延海老师，我一直很羡慕傅老师和李大哥的爱情生活，他们的爱情故事精彩，可以拍一部电视剧了！下面请傅老师讲讲和李大哥的爱情故事吧！
傅淑君：
一.为了爱情他放弃了上海工作
我和李斌是初中同窗，年初中毕业后我迈进了高中的大门继续求学，而他顶替父亲分配进了上海港务局驳船运输公司，从此后我们也就没有了相互的信息。
我们再次相遇是在文革时期，那时李斌已是上海港驳船公司联合兵团的头头，也是“三结合”领导班子考虑的对象，可谓是“风华正茂”。
当他得知我家庭遭遇厄运（家被抄，家长被单位软禁），在我最无助时，他来到了我的身旁，他“雪中送炭”般地给了我当时最珍贵的全国粮票和一些零花钱……从此他就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