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前不久，剧作家陈力的新作《别墅》在北京举办的剧本朗读会上，受到业内专家以及观众的好评。该剧的亮相，使上一个时代的伟大文学家高尔基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对话等复调形式在剧中发出的灵魂拷问，撼人心弦。
虎年春节之际，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剧作家、导演、诗人陈力，围绕《别墅》的创作缘起及其创作经历展开了对话。在此之前，陈力创作的《国王的爱情》被誉为一次“打通时空的知识分子戏剧”，从而引发了观众对政治、哲学、法律等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思考。
人物简介：陈力，编剧、导演，电影学博士。电影导演处女作《石榴树上结樱桃》参加莫斯科电影节、短片《对手》入围戛纳电影节展映，并且成为莫斯科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开幕电影。其导演的话剧《房子梦》《审判寄生虫》等在舞台上极为成功。
向高尔基致敬
用戏剧《别墅》去再现他反思他
记者：请谈谈剧本朗读的现场反应如何，以及你写《别墅》这个剧的初衷是什么？
陈力：对中国读者来说，高尔基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在我看来，纵观俄罗斯文学历史，高尔基是个非常独特，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跟同时代出身于贵族或知识分子家庭的作家迥异，但同样以文学赢得了世界，也打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文学巨人，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甚至绵延到今日。高尔基特别值得去研究、去缅怀。高尔基说过一句话，戏剧是最难驾驭的文学形式，所以我觉得用戏剧《别墅》去再现他、反思他是有价值的，也是向高尔基致敬。
这次剧本朗读会因为疫情的原因，变更了两次，本来应该来的人更多。欣慰的是，一些有分量的知识分子和戏剧爱好者都来了，比如像雷颐这样的近代史学家，还有黄纪苏，既是社会学研究者也是剧作家，当年的《切·格瓦拉》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很真诚，也很勇敢。大家都说了自己最直接的感受：有的表示朗诵形式塑造人物的能力特别强，能把高尔基一生表达得特别丰富；有的希望多突出一些在人间、在底层的戏码，突出高尔基的观察者、批判者；还有人说后三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甚至讨论朗诵剧的形式和舞台剧哪个出来更好。总之，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善意与共鸣，还是挺感动的。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认可、诚信，它永远还是存在的。
记者：关于这部戏的创作经历，写得顺畅吗？
陈力：我从小就开始看高尔基的作品了，《我的大学》《在人间》，都是一字一字读完。高尔基说过一句话，“人学即文学”，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人的尊重——他的文字里面反复强调“人”，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境遇的，全都归于一个“人”，他的作品里，人大于一切。
具体到《别墅》这个本子，从有想法到开始动笔，写作过程我就用了一个月。但是动笔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相当密集地研究他，消化他。好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们国家就开始翻译介绍高尔基，比如鲁迅、茅盾、邹韬奋都翻译过他的重头作品，他各个时期作品的出版从数量到品质都很不错，翻译质量也很高。我希望通过这个写作能比较全面地再现高尔基建立的文学帝国，包括他整个生命最焦灼的晚年，最后的坚持、最后的内心冲突，最后的不放弃，都能够在舞台上得以集中体现。
记者：高尔基离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有些遥远，在你看来做这部剧的意义在哪儿？
陈力：在今天来看，我觉得上世纪30年代去世的高尔基仍然是一面镜子。比如高尔基有极强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他对那个时代最时髦的现代主义艺术、对古典音乐等各个品类都有非常精到的判断，是一位拥有均衡审美的伟大作家。回望如此被世人推崇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写作能力、他的虚构能力、他笔下的张力和生活的强度，都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对照。反观今天，我常常自问，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力量去生活去思考？
记者：如何在中国话剧舞台上呈现一部以外国文学巨匠为题材的原创作品？
陈力：实际上，写这个本子的时候，对于音乐、音效、人声、器乐、灯光的运用，我都有整体的思考，在舞台上这些呈现都会更丰厚、更灵动。搬上舞台，它可以是小剧场，极简主义的表达，也可以是大剧场，在一个恢宏的环境去呈现。如果条件有了，就随时能呈现出来。《别墅》这个剧本，目前我自己打6.5分，因为它还只是在文本状态的呈现。它真正的好坏还需要剧场说话。
把外国文学巨匠搬上舞台，不是说我刻意要做一个同行没有触及到的东西，其实是这个人物让我有情绪想去表达。我觉得俄罗斯这个巨大丰富的文化体，我们的文学家很难说完全不受到它的影响。高尔基笔下的文学世界具有永恒性，也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那个东西不会在岁月中斑驳褪去。
记者：你认为做戏剧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陈力：不断地演出，生发它的影响，这是肯定的。我做戏也不排除尽可能地在有影响力的舞台上去呈现，比如《国王的爱情》《别墅》都有演出计划。另外，戏剧一定要以极其真诚的思考，发展出创新的思维、创新的协作，要能言前人不能言、不敢言的东西。在通向一个好的艺术工作者的路上，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跟自己合作的演员和剧场，或者各个门类的艺术工作者，在互动中间激发彼此的天才。
戏剧渐渐变成一个我观照世界的方式
记者：看了剧本朗读，感觉你的剧作知识点、信息量都很大。
陈力：我小时候好静不好动，很小就有阅读的习惯。我的外公是留美的空军，从我两岁就教我英语，教到四岁的时候，他觉得都没什么可教我的，那些飞机各种零部件很难的词我都会了。我记得看《三国演义》时，大人随便翻到任何一页，我就开始给他们讲，那时候还在学龄前。上初中时，我们家旁边有个成都古籍书店，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中英对照《英诗金库》，17块钱上下两卷本，都是郭沫若、黄佐临这些大家翻译的，里边以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诗人为主。书店的店员看我十二三岁一个小孩，就问我“你喜欢诗吗”？我说，喜欢。
我一直以为，诗歌的意义，像人需要吃饭、呼吸一样，我能感到跟它的那种勾连。至于说我没有那么快开始去写，我给的解释是需要厚积薄发。对于写作的好坏我有自己的标准，我老觉得还不够开窍。现在看来，是应该建立一定的技术标准和艺术标准，不怕眼高手低。
记者：就是说在当下，你还进行诗歌创作？
陈力：我对我的诗有期许。从世界范围来看，我觉得当代诗歌里边高手寥寥，我喜欢的一个是前年得诺贝尔奖的路易丝·格丽克，还有一个是西印度群岛的德里克·沃尔科特，这两个人超越了很多同代的大诗人。我刚刚完成了一首三千多行的叙事诗，我有信心这是一个打通古典和当代的作品。
说起来，是戏剧让我打开了诗歌的天地。年我第一次导戏《房子梦》，那个是唯一一次不是自己写的剧本，我在修改剧本的时候有一种本能的触动，就感受到戏剧和诗歌的亲缘关系。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一辈子惜墨如金，发表的诗就两百多首，我那时为提升戏剧的诗性而向诗歌汲取营养，当时觉得对他是高山仰止。
后来，我导演完《房子梦》参加了国际青年戏剧节，演出那晚现场观众都快把剧场掀翻了。之后通过杨乾武老师联系，《房子梦》在北京人艺连演了18场，有个研究戏剧的英国人看了这个剧找杨老师说，他觉得是在中国看的最好的戏。这对我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从那以后，戏剧就渐渐变成一个我观照世界的方式，平时的思考也带着一个刻意或本能的为剧场写作的创作态度。
后来随着自我长进，虽然还是觉得特朗斯特罗姆了不起，但是他源于高纬度地区的诗歌世界，那种以冷峻、温和眼光关照整个文明的态度，我觉得远不及东方这个庞大古老的文明体系给我们提供的思考空间，我们要写出比他更复杂，更有感染力的诗歌。
我要好好写，尽可能地再去向自己要东西
记者：接下来你创作的着眼点还会集中在外国文学巨匠吗？
陈力：也不一定。我之前写过一个剧，取材来源于美国当代汉学家孔菲利的三部专著之一《叫魂》。上世纪80年代末它的第一次中文版出来，特别吸引我的是那个副标题——乾隆33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个剧背景说的是乾隆盛年，在浙江德清发生了流民拿剪刀剪妇女小孩的辫子事件，当时社会上传的这些人会把人的魂魄摄走，人心惶惶，加剧了原住民和外来人的冲突。乾隆不断加大审讯力度，手段越来越硬，可是叫魂事件不但没有消停，反而开始在浙江以外的地方也出现了，甚至第三年北京城都出现了，乾隆一度非常焦灼。就在这时，乾隆的重臣福康安等都主张应该淡化，后来经过三年这个事件才慢慢趋缓。
这个故事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我构想了一个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的切入点，在剧本里通过底层人物的感情线，把未知的神话世界跟现实世界做了一个戏剧的梳理和思考。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本子。
还有一个意外之喜，前两天我收到了我的电影剧本《邹容》拍摄备案，这个确实很惊喜、很欣慰。我觉得邹容这个革命者身上有浪漫主义狂飙突进的色彩，而且他对于传统文化、对西方最先进的思想如饥似渴地摄取，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青年。我在剧本写作过程中，是以严谨的态度逼近历史真相，试图真正再现邹容和文化巨人章太炎思想的光芒，用最饱满的热情塑造他们的戏剧形象。雷颐老师曾经说，《邹容》剧本在史料的运用上，他觉得无懈可击。
记者：有个明显的感觉，在你身上看到你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自信。
陈力：我对这点极其自信。我觉得人确实要有这种自信力，这是一种需要在艺术实践里去培养和建立的方法论。还是回到高尔基这个剧本，当时我就想高尔基他是怎么造就自我的？他出身底层，绝对不可能小时候去弹钢琴、去训练绘画，但是高尔基是一个完全靠自己生长起来的艺术家，他对古典音乐、对电影艺术、对当代艺术都有非常好的判断，那全部来自他自己看到的作品的力量。我后来意识到，当人的综合能力到一定程度，心理处于一种健康创作状态的时候，天地之间可能没有障碍。
记者：戛纳、莫斯科电影节你都去过了，戏剧方面有没有期待过什么奖项？
陈力：荣誉如果要来，我不会去抗拒，但如果没有，那就没有吧。因为我觉得生活已经给我够多了。现在我能写出来的东西超过了昨天我对自己的设想。我甚至觉得此生无怨无悔，知足最乐，但必须向自己要东西。
必须有一定的积累，缪斯的手才能触碰到你
记者：看你本子，很难想象已经快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年龄对于创作心态或者思考有什么影响吗？
陈力：我觉得我是从一个小孩活成了一个小孩。最亲近的人老说我其实还是个孩子的心态，一直就是这样。我的情商一点都不高，但是我觉得情商不高，对于写作这件事可能也不坏。因为我还会天真，还会特别肆无忌惮地去笑、去感动。
还有一个，我的生活很丰富，我可能比同龄人对从事的行业、上过的学、见过的各色人等更多一点。我练武术，我也写诗写戏；我做田野调查，走遍穷乡僻壤，寻师访友；我交的朋友，和尚道士，三教九流。哪里有有本事的人，或者快要消失的传承技艺，我都跑到人家里去。我去过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当然，这也花费了我好多时间，但慢慢地我固定了写作、思考的模式，总之，创作赋予人的充实感，太有意思了。
记者：写作之外，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陈力：每周我都去潘家园书市，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20年。我觉得潘家园是全北京最可爱的地方，那儿的很多书贩子都认识我。
我在那儿的主要收获一个是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版的通俗文学，包括戏曲、评书、评话等等这类书籍，这种民间文学、民间传奇的书生动而丰厚，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艺体式的传奇呈现，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苏东文学的书籍，以苏联为主，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开始翻译介绍出来，从戏剧、小说到文艺理论、表演理论、戏剧创作的方法论、评论，当时的翻译都非常及时、非常丰富。
记者：听起来你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陈力：哈哈，逛潘家园的好处在于，有时候还能满足我的虚荣心。有一次一个人拿着他自己从日本淘回来的印刷品跟书贩子在那儿交流。我在旁边就跟他聊了几句，说了这种日本回流中国的文物的一些特点。那个书贩子就对他说，“他是我们这儿最有学问的，你听他的就行了。”我当时一听还有点儿高兴，这些人见多识广，所以他的认可是有分量的。
但有时候也特别让人哭笑不得。有一次我在经常买书的一个老头那儿买了几本老英文书。他看见我拿这几本书，就说“你怎么玩英文书了”？我当时还没明白，他接着说，“拿这个能挣钱吗？”我才反应过来，他以为我是书贩子了。我不痛快地问他我挣什么钱，他说“你不卖书，你买那么多英文书干吗呢”？我走了之后，还听见后边的小贩跟那个老头说，“他们比咱们能挣钱，他们网上卖书。”哎呀，气死我了。
记者：除了逛潘家园，你日常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陈力：我很充实，现在写作的比重越来越大。我觉得必须有一定的积累，缪斯的手才能触碰到你。这些年我自己处于接近相对成熟的艺术状态，也是时候发力了。
唯一矛盾的，就是写作和练功很难平衡。我发现尤其是写诗的时候，脑力能量的要求比戏剧更加剧烈，一写诗，会让我觉得我功夫都荒废了。我的莫逆之交、剧作家过士行老师经常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我们无话不说。北京人艺创作室主任吴彤女士也是每次都对我的剧作提供中肯的评价。真诚的友谊是生活中的光，我要好好写。
文/本报记者 李喆 摄影/BENF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