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在老家的一个废弃的抽屉里，居然看到一堆分帀！
在过去，1分钱能干什么呢？
慧哥生于年，年幼时常听大人和邻居说起“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无钱寸步难行”之类的话，觉得1分钱应该很重要——事实也是如此！
年上小学时，书费和学杂费一共是2毛7分(0.27元)，一支铅笔3分钱(细支2分、带橡皮的5分)，一本20页32开的作业本(田字格、演草本和田字格等)4分或5分钱(或者1个鸡蛋换一作业本)；年到年上初中时学杂费是2元4角到3元之间(包含:语文、数学、*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农业基础知识等教材)；年在宁阳一中读高中时，学杂费是8元7角(住宿不收费，高一下学期和高二学费是6元多)，农村学生享受每周1元2毛5分钱的助学金，课外书和杂志大都在2到3毛之间，记得当时48页的《读者文摘》(后来的《读者》)创刊号(年创刊、双月刊)是2毛4分。
那时上学学习任务不是那么繁重，也常和社会与市场打交道，印象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物价基本没有变化(当时在*治教材上学习到“通货膨胀”这个词，认为那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用来掠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
记忆中山东宁阳一带市场上商品价格大体如下:
粮食:中麦子的市场价格每斤3毛到3毛6分之间(交售公粮单价为1毛6分5厘至1毛8分):玉米价格在1毛2分到1毛6分之间(交售公粮单价8分至1毛)；*豆价格3毛6分；绿豆价格4毛5左右(因为我家当时做豆芽生意，所以对这种杂粮价格记忆较为深刻)；鲜地瓜3到5分；地瓜干和高梁价格大约8分到1毛；在集市上买青菜水果人们经常问“1毛钱几斤？”。
工业产品价格那时很高，并且都凭票购买(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国家提供了原始积累)，青岛产大金鹿牌重载二八自行车元；轻便28型自行车(永久、凤凰、小金鹿等品牌)元；缝纫机(工农、蝴蝶等品牌)一台元；手表上海牌元、聊城牌80元(这三种商品是当时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拥有三大件是很有面子的婚礼)；电视机七十年代末进入县城单位和居民家中，以12吋黑白电视机为主，凭票购买，八十年代开始进入农村(我是在年购买的14吋熊猫黑白电机，价格元)，九十年代后国产牡丹、长虹和进口的日立等品牌彩电开始普及，价格在元至四五千元不等(我于年购买一台日立21吋平直遥彩电，元左右)。
日常消费品中:大众、经济、鹊山、普滕、微山湖、金菊(后改名玉菊)、泉城、金鹿等品牌的香烟从6分8分9分到1毛5分、2毛1分、2毛4分、3毛8分不等，5毛1分的大前门只有干部才抽得起；本地酒厂生产的透明玻璃瓶装“云山白酒”(后改名“宁阳白酒”、“彩山白酒”)1元1瓶，散装白酒7毛1斤，酒席上用的彩山特酿2元4角1瓶；食盐单价1毛3分5厘；食油多数买1斤7毛3分的猪肥肉(当时没有分割肉，肥肉和膘油是紧俏商品)自己熬炼(炼出的油渣俗称“滋拉子”，剁碎和韭菜拌馅包包子，其味特香，至今难忘)；照明用煤油3毛4分1斤。
那时县城的干部、市民和工人都被叫作“吃国库粮的”，又称为“机关上的”，记得公办教师和工人学徒期满后月工资38元6毛，干部稍高，都有按人口供应的布票、油票、粮票等(凭粮票在国营副食店购买1斤小麦面粉1毛8分钱，没有粮票或粮本不卖)，住的大多数是单位建的2到3层的筒子楼，属于福利房，不用花钱。
县城周边农村居民(又叫人民公社社员)1个劳动力日工值(10分工)1毛5到2毛之间，效益好的村(生产大队)能到5毛左右，效益差的才8分到1毛，小麦、玉米、地瓜等农产品按“人七劳三”比例分配(即家庭人囗占比70%，工分占比30%)，年终决算，家庭劳动力多的能分到到元左右的现金，叫“余粮户”，劳动力少的不光分不到钱，还欠集体的，叫“缺粮户”，所缺款项都挂在集体往来账，基本都还不上；农民住房都是自建房，土墙四角或外墙用砖砌半瓦房为主，全砖瓦房八十年代后期才逐渐成为主流，我在年建的四间带前厦走廊的房子花了元，就觉得是天价了。
“机关上的”人看病全报销，农民看病有合作医疗(每年初每人缴纳1元合价医疗费)，每次看病时村卫生室收取5分钱挂号费，拿药打针包扎就不收费了，如果去县城住院，手术费用大约40元，合作医疗报销70%，剩下的如果没有现金就挂在生产队往来帐；生产队发的凭票购买指标煤27元1吨，柴油8分钱1斤；照明用电8分钱1度(后来1毛2分)；农村结婚的费用从七十年代的元左右到九十年代初增加至元左右，均包含订婚、婚礼宴席一切费用。
在人情往来中，农村街坊邻里丧事随礼从2毛、5毛至1元不等，远一些的亲戚1元至5元不等，父母亡故女儿随礼也就20元或30元，50元以上极为罕见；婚事随礼街坊多在5元，亲戚从远到近5元至50元不等；手里有5毛钱，就可以下馆子——记得一位是生产队长的本家哥说过:在宁阳县城的国营东方红饭店，一壶酒1毛钱，一大碗杂烩菜1毛5分钱，一碗水饺2毛钱，5毛钱酒足饭饱还有剩余。春节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2毛、5毛，超过1元就觉得是一大笔财富了！
那时商品价格不像现在都标着一大串9，集市上摊主说出的价格往往都是“1毛几”或“几分”，讨价还价落下1分钱，都要经过难的谈判；商店都是国营，商品也没有价签，售货员都是“机关上的”人——没有一定的背景和关系很难进入商业系统，当时车间工人抱怨工作累时，往往有人回怼“有本事站柜台去”——他们说出的价格不可变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加之财务制度规定，买再多的东西都不会抹掉1分钱的零头！
往事如烟。总之，那个时候1分钱的确很重要——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读高中时，周六下午回家拿学费家里没有钱，学校限期周三交，直到周三下午父亲步行3公里(从家到学校的距离)给我送到教室，当父亲转身离去时，我捏着被父亲攥的发潮的6块6毛钱，忍不住抽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