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活了84岁，一生留下大量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想。令人诧异的是，他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手稿和债券股票等财产，但并未留下任何遗嘱。牛顿为何要让手稿在自己死后接受命运的无常，承受炼狱般的折磨与考验？显然，牛顿相信自己手稿的价值，因此不忍将其丢弃，他也深知其中暗藏危险，因而不能立刻公之于众。
与手稿的历史境遇交织在一起的，是牛顿形象的历史变迁。牛顿去世时声誉如日中天，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支持者们奉为虔诚的科学圣徒。然而，手稿中的牛顿却是一个痴迷炼金术的反三一神论者。手稿让人们有机会理解他的两个侧面：非凡卓越的牛顿和平凡普通的牛顿。在《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中，莎拉·德里（SarahDry）遍访了牛顿的门徒与敌人、收藏家、商人、学者和边缘人士，以侦探笔法讲述了牛顿手稿近三百年的“奥德赛”之旅。
以下内容节选自《牛顿手稿漂流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牛顿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著，王哲然译，原力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年3月版
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手稿中到底写了什么
面对数额庞大的遗产，牛顿的继承人们吵作一团。伍尔斯索普祖传的不动产，留给了和牛顿血缘最近的约翰（John），他是牛顿舅舅的曾孙，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当地牧师形容他是“上帝也知道的大人物家里的可怜虫”。
在之后短短六年的时间里，他沉迷*博和酒精，将所得遗产挥霍一空。牛顿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玛丽（Mary）和汉娜，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本杰明（Benjamin），他们总共生养了8个子女，这些和牛顿具有一半血缘的侄子、侄女们瓜分了股票和养老金，这部分占了遗产相当大的比例。牛顿有将近本藏书，价值英磅，被一位海*监狱的典狱长花英镑买下，送给了教区牧师的儿子。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
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后来在*队中担任*事法官，随*驻扎葡萄牙，最后荣升皇家禁卫骑兵队队长。他与凯瑟琳相识于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长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了厂长。显然，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二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牛顿手稿漂流史》内页插图）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了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只有这样，“这位杰出的基督徒和伟大的天才，他的辛勤劳动和挚诚探索，才不至于在世间散失殆尽”。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ThomasPellet），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我们无法了解，他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他对手稿的分类尺度不一，有些条目还算有用（例如“与莱布尼茨[Leibnitz]争论有关的未装订手稿”、“一捆寄给艾萨克爵士的英文和拉丁文信件”、“圣经中两处显著讹误的历史解释”），有些条目的描述则相当模糊（“零散的数学手稿”、“化学手稿”、“零散而污浊的手稿，和年代学相关”）。
事实上，在这份清单中，佩勒特反复使用“零散”（loose）和“污浊”（foul）两个词来描述手稿，考虑到手稿确实经过反复的修改和涂抹，这样潦草的形容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他却用同样潦草的方式，描述了牛顿的几个笔记本，这就显得过于随意了。例如，他将其中一本笔记描述为“一本普通的对开本，部分内容出自艾萨克爵士本人之手”，这个本子如今被称为“草算本”（theWasteBook），其中包含了牛顿非常重要的数学笔记。
在当时，这种笔记本被称为“平装本”（paperbooks），如果牛顿只用这些本子写作，佩勒特的任务也许就不会如此艰巨了。那时，人们更爱用散装纸，而且用途五花八门，牛顿也不例外。他经常购买和使用的是“水壶纸”（因印有水壶形状的水印而得名），每张大小约为32×40厘米。他习惯于将纸对折，从而形成一张简单的对开页，他通常只在右侧半页书写，必要时才在左侧半页补充或修正。成沓的手稿可以被装订成册，或是用细绳绑在一起。牛顿有时也会将折页再次对折，形成一本带有四张页面的小册子，许多炼金术笔记就记在这样的小册子上。（他会沿着顶部的折痕，将其中一个折页裁开，从而不必将纸全部翻开，就可以多写半页内容。）他通常不在乎手稿的顺序，往往只是将其堆成一堆，或是捆成一捆。
牛顿在生活上非常吝啬，五十年前的废旧纸张舍不得扔，还要反复利用，这意味着在同一张手稿上，有时会同时出现其早年和晚年的笔记。更糟糕的是，大部分的手稿上都没有标明日期。仅有少数例外，比如一些牛顿本科时留下的笔记本，他颇为自豪地注明：“艾萨克·牛顿，三一学院，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年的赫斯特庄园，朴次茅斯家族祖宅所在地，牛顿手稿在此存放多年。承蒙汉普希尔图书情报社供图。（《牛顿手稿漂流史》内页插图）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了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了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代国王年表”（ChronologyofAncient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NaturalisPrincipia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upontheProphecies）出版于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除了上述这五份文件，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余下的手稿。那是一大摞散乱无序的纸张，其中密密麻麻写满了牛顿的笔记。日后，分析这些手稿将耗去学者们六十多年的时间。
牛顿的大量遗稿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
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价值，哪怕是像牛顿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亲笔手稿。
手稿收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在牛顿所处的时代才初露苗头。显然，这并非偶然。那时，人们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开启了学术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随着知识范围不断延展，对知识保存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普遍语言的设想应运而生，牛顿曾为此做过笔记；为了保密和提高书写效率，速记技术大行其道；展示标本的自然志陈列室，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外，还有更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于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Organum），还有“报信人”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Hartlib），这位德英混血的博学家，撰写了大量自然知识手册。种种现象表明，收集和组织知识的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牛顿的故事》（）海报。
约翰·奥布里（JohnAubrey）是一位有趣的时代向导。他曾写过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小品传记”，其间充斥着八卦轶事和尖酸评论，如今人们更熟悉的，是该书在维多利时代再版后的名字——《人物小传》（BriefLives）。奥布里是最早一批具有手稿保存意识的人之一，在他看来，收集和保存名人手稿，兼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必要性。他沮丧地发现，他的同胞对此毫无兴趣。尽管如此，他依然克服重重阻挠，坚持不懈进行收集：各类手稿、私人物品、肖像画像、生平轶事，不一而足。他认为，这些实物不仅彰显了伟人生前的巨大成就，也为后人学习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奥布里大声疾呼，收藏工作是何等迫切、何等重要，然而周围的人依然无动于衷，这让他深感绝望。他收藏了一批科学巨匠的手稿，包括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Harriot）、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迪伊（JohnDee）。他的好奇心似乎永无止境，他不明白，自己旺盛的求知欲为什么无法感染周围的人，难道他们不想透过名人的手稿和手迹，去了解他们之所以功成名就的原因么？他注意到，很多人生前没有交代如何处理自己的藏书，导致宝贵的私人藏书流离失所，在写给好友安东尼·伍德（AnthonyWood）信中，他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噢，安东尼，看看那些遗嘱执行人和寡妇们都干了些什么，那些藏书，哪本不是它们主人生前的心头所爱呢！人们应该更富有公共精神，动起双手，睁大双眼，好好保护这些遗产。”
奥布里时常告诫皇家学会的会员，要注意保管和出版学者们的手稿。他身体力行，向皇家学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捐赠了不少书籍和标本，另外还给牛津大学图书馆、阿什莫尔博物馆、新宿学院捐赠了一批图书。但这依然不能让他满意，他常常哀叹，人们总是漫不经心、满不在乎，让宝贵的知识片段从指间溜走。终其一生，奥布里始终对那些既有价值又稍纵即逝的事物格外敏感，他明白，若不妥善记录，哪怕最伟大的人类成就，也终将被人遗忘。
奥布里曾经抢救出了数学家、索尔兹伯里主教塞思·沃德（SethWard）的手稿。他抱怨道，他是“从一帮厨子手里”抢下了这些手稿，他们居然打算用手稿来垫馅饼。恼人的不止是厨子，奥布里提醒人们小心那些“热心的主妇”，她们对手稿毫无敬畏之心，总是物尽其用：拿来包裹鱼肉生鲜、“当作废纸，论斤卖给造硬纸板的”、为火器上膛、或是置于“裁缝们的剪刀之下”。从奥布里的记载中不难看到，当时人们普遍对自己的手稿漠不关心，临终前更不会托人妥善保管。幸运的是，牛顿的大量遗稿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和大部分历史事件一样，这其中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康杜伊特打算以传记的形式，为牛顿树立丰碑
康杜伊特能够继承手稿的原因非常复杂。牛顿死在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上，按当时的规矩，所有新铸造的钱币，以厂长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换句话说，在牛顿去世时，他名义上背负着和英国国家发行货币总额等量的债务。约翰·康杜伊特主动接管这批债务，即一旦发现分量不足的新钱币，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赔偿。作为承担风险的条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顿留下的所有手稿，这项要求被满足了。在其他继承人看来，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毕竟佩勒特已经做出了评估，这些手稿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了英镑作为担保金，确保手稿中如有任何内容在日后出版，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利。
《艾萨克·牛顿：最后的魔术师》（）剧照。
和奥布里一样，约翰·康杜伊特也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他敬仰牛顿，因为牛顿不仅是他的舅岳父，而且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在牛顿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康杜伊特一直鼓动贝尔纳·德·丰特内勒（BernarddeFontenelle）为牛顿写一篇中肯的悼词。丰特内勒当时任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法兰西科学院相当于英国的皇家学会，二人同为各自机构的领导，地位相当。牛顿在世时，法国人始终拒绝承认他的科学成就。要想恢复牛顿在欧洲大陆的名誉，巩固其在英国的声望，邀请一位友善的法国人写一篇赞颂文章，岂不是不错的办法？
事实上，牛顿去世后仅过了一周，康杜伊特便给丰特内勒写了好几封信，请求他撰写悼词，同时透露自己正在准备编写一本牛顿传记。丰特内勒很快回信，询问有关牛顿生平的细节。他小时候是否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他最喜欢哪些书？他离世时的状态如何？康杜伊特一一做出回答，其间充满对牛顿不加掩饰的褒扬。他写道，牛顿的“一言一行都无可挑剔”，“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总是谦恭有礼、和蔼可亲，哪怕对待下人也是如此，从不鄙薄他人的缺陷”，他拥有“一副温柔的心肠，有时听到一则悲伤的故事，也会流下眼泪”。他对折磨人类和动物的暴行深恶痛绝，“善待一切生灵是他最常思考的主题”。对待他人，牛顿极度慷慨，“他出手大方，却没有一丝炫耀或虚荣，他总是热情好客，选择合适的场合款待朋友。”
尽管康杜伊特补充了很多信息，但最终的悼词却并不令他满意。在康杜伊特看来，或许是出于对法兰西的忠诚，丰特内勒对牛顿的正面评价过于吝啬了。对此，康杜伊特写到，丰特内勒“对于这位伟人的才华和人格，没有说上一句公道话，因为正是这位伟人，遮掩了他们的大英雄笛卡尔（Descartes）的光辉。”
康杜伊特力求做得更好，他打算以传记的形式，为牛顿树立一座永恒的丰碑。为此，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牛顿的遗稿，试图从中有所发现。尽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内容，为不同种类的笔记本列出了清单，却并没有进行全面地分类整理。康杜伊特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