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ookee
提到城乡差别，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印象深刻，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农村生活长大的一代，对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更加刻骨铭心。那时候，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称呼，就像出生时被烙上的胎记，体现着不同的身份和观念上的认同。城市和农村之间，就像有一道无形的鸿沟，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才可以跨越。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农村人也有了与城市人相当的居住和就业机会，但从整体上看，城市和农村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80年代中国农村当前的城乡差别，除了城乡收入外，还体现在教育、医疗、就业、消费、财*公共投入等诸多方面。
先看收入方面，统计资料显示，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是2.39，年得惠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收入差距倍数缩小至1.76，到年又扩大至2.47倍，年进一步扩大到2.79倍，年至年间，差距倍数一直在3.11至3.33数值间波动。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年第1季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5，比上年同期缩小0.02。但伴随着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我国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早在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到了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已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收入之外，城乡之间还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教育方面，随着近些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孩子到城市就学，农村小学生源流失严重，甚至很多父母仍然生活在农村，为了给孩子一个相对较好的教育，也选择送孩子到附近县城或市里读书，造成的结果就是，虽然很多地方财*投入重金改善了农村小学的基础设施设备，但运转办学难以为计，有的小学不得不因为没有生源而关闭。医疗方面，农村地区一般的标准配置是乡村卫生所和乡镇卫生院，虽然加入新农合后农民就医可以报销了，医院的医疗水平真是不敢恭维，应付头疼脑热的常见病还没有问题，遇见疑难杂症还医院。而且越大的城市，医院越是云集，各科名医也自然容易被吸引到这里从医。就业方面，除了江浙沪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外，大部分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主，二三产业不发达，即使想要发展工商服务业，配套产业链不完善、交通成本等也是问题，因此，农村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所能从事的工作也比较简单粗放。此外，尽管农村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在国家的财*扶持下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相比城市，基础仍显薄弱，投入仍然不足。
乡村小学本来，城市和农村，不过是地理位置上的差别、产业形态上的差别、人口聚集密度上的差别、生活方式上的差别，绝对不应该上升到身份认同的高度。据了解，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城乡差别，但这种差别更多体现在生活方式以及对宗教、社会交往等的认识方面，而不主要是经济上的差别。比如在德国，70%的人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下的“小地方”，住在小镇或农村的德国人对周日去教堂更加看重；在美国，一个农民可能会被人认为整日风吹日晒，生活粗糙，但绝对不会被认为贫穷，因为美国农民都是拥有千亩土地的“大地主”；在韩国和日本，农民在农业协会或合作社的庇佑下，把农业精细化工作做到极致，产业链延伸到加工、销售等末端，农民的收入也丝毫不输城镇居民。
德国农村可以说，城乡差别，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最鲜明的特色。
那么，我国的城乡差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中国由于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加之官方一贯采取重农抑商的*策，所以几乎不存在城乡差别的问题，那时所谓的“城”，不过是一些小的城池、城郭，大小跟现在一个村子差不多，主要是地方的统治者为了安全防护需要修建的，勇用于养兵和抵御外敌，跟欧洲中世纪城堡的用途差不多。而所谓都城，不过是这些城池城郭的升级扩大版。当时所谓的“市”，是在城郭周边官方设置或自发发展起来的物资交易场所，有点像现在的乡镇集市。那个时期所谓的“城市人”，只是一些在“市”里讨生的手工业者：打铁匠、制陶艺人、布料裁缝等等。这些人由于经营的都是农业之外的“副业”，不受官方重视，营收也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没资格歧视农民。而那些坐拥万亩田产的大地主和有头有脸的“土豪乡绅”，一般都是居住在乡村的私家大院。
中国古代城市我国的城乡差别，始于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也就是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建国之初，我国借鉴苏联老大哥发展集体农庄的经验，开始引导农业走上合作化发展道路，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等几个发展阶段，将农村的资产统一收归集体经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形成了城市全民所有制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二元所有制结构。与此同时，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这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在这种二元体制下，无论国民收入分配，还是资源配置、工农业产品价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那时居民户口被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俗称“吃商品粮的”，在社保、就业等方面比农业户口都更有保障。在这一时期，国家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运用行*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严重削弱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取消了城乡人口流动限制，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治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度上被沿袭下来。年2月，国家下发《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同年，又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随后，年8月，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将“三无”盲流人员解释为“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无固定住所及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多为盲目外出、农村人多地少、经济收益低、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事实上，进城农民工绝大多数都符合这种身份认定，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明明是新时期城市建设的主力*，他们付出很多，回报却很少。直至年，收容遣送*策才最终被废止。
近年来，国家户籍*策逐步放开，各地相继开展了户籍改革试点。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户籍*策的放开，大大加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很多农村人进城买了房、落了户。反观如今的农村，青壮劳动力都到城市务工经商了，年轻人都不愿再种地，因为在城市就业收入高，而农村种地零散且不赚钱。留在农村的都是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村大量闲置房屋无人居住，这是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经的阶段，也体现着一种社会的进步。
农村留守老人虽然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但并不代表广大的农村地区就可以舍弃。据统计，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8.52%，意味着中国仍有5、6亿的国民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即使许多农村人到城市安了家落了户，但农村的老家还有老人需要照顾，还有承包地，很多在城市经营失败的人，或者老了以后希望回到故土的人，农村依然是欢迎他们随时回家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策措施，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支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逐步放开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培育农村商品市场；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发展小城镇等。近年来，国家全面取消了农村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实施了乡村道路村村通工程、农村饮水工程等民生项目，农村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颜值和魅力越来越高；大力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农民就医和养老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特别是近两年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迎来了新的发展历史机遇期。
新型小城镇产业兴旺则农村振兴，当前，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主要还是由于农民和城市人收入上的差别，这里又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先说经营性收入。按理说，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就是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但是很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式到今天已经难以为继，这种小农经营模式早已显露出了它的弊端，就是生产效率低。如果论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农业单产，中国的农业单产是世界上最高的，但这是以农民的密集劳动和化肥农药的高投入为代价的。单位土地的产值与所付出的人力、农资和时间的成本相比，利润极其微薄甚至为负。相比于到城市里打工经商，机会成本更高。虽然规模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但从农民手里租地的成本也不低，连片租地的手续也很麻烦。核算下来，一家两口要经营亩左右的耕地才能抵得上城市普通家庭的工资性收入。
再说财产性收入。可以说，财产性收入是造成目前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因为农业经营收入低，农民还可以到城市打工来弥补，财产性收入就没有办法了。近年来，随着城市房价飞涨，城市人原先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早前购买的住房价值飙升，农民非但分享不到房产增值的红利，还要为高房价买单，等于变相为城市化进程交税。再看农民手里有什么财产，无非就是老家的承包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土地地处偏远，价值不高，出租又租不上价钱，财产性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律对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建设用地和农户宅基地的流转也有着很多的限制，特别是土地的对外买卖，是绝对不允许的，农村集体土地上不能建设商品住房，即使建了房子，也不能卖给城里人。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产权不平等，这一方面是*策对耕地和农民生存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农民财产收益得不到发挥的制约瓶颈。这是在户籍制度松动之后，城乡二元体制的遗留问题，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不过，随着城市资本的壮大，太多的眼睛开始瞄向农村肥沃的土地资源。无论是发展种养殖业，还是投资工业或发展房地产业，农村都有着广阔的未开发的空间，如果有任何机会，资本一定会无孔不入。如今，农民也开始意识到手中握有的土地资源的价值，所以即使进城落户，也不愿轻易舍弃农村户口，农村户口现在反倒成了香饽饽，城市人想到农村落户基本行不通。
要想真正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产业和*策上的差距，都可以通过调整来弥补，但农民的素质提升，才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从欧美日韩等国家缩小城乡差别的经验来看，无不把发展教育作为根本之道。日本*府在20世纪80年代普及高中教育，农村适龄青年入大学的几率是40%。韩国新村教育一直被认为是韩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韩国*府在注重技能教育的同时，还鼓励弄民树立起“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距已大幅缩小，但两者在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等隐性权利方面仍面临较大差距，且存在较高的“代际传递”风险。一是物质条件差距引发的城乡居民生存和健康权差异依然明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农村小学生中，身高和体重均明显低于同年龄段儿童正常值，生长迟缓率近12%。二是城乡家庭环境和教育条件不同，带来的发展权差距存在扩大倾向，这种差距不是体现在考试分数上，更多的是综合素质和能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应届生就业调查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尤其是毕业当年未就业率较高。
因此，要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从统一户籍走向发展机会平等，构建起更加公平合理的城乡发展环境，防止城乡差距“代际传递”或固化，这是事关我们民族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