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发工业国资本积累必然选择
西方从中世纪转型资本主义，无非是靠大航海之后，殖民广大亚非拉地区，攫取生产资料、进行商品贸易，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并没有什么光彩和所谓文明可言，无怪乎马克思说：资本的每滴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血液。
看看今天西方动辄就拿文明、自由与人权说事，难道他们还真是应了中国古人那句“仓廪足而知礼节吗”。
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我们显然无法走西方的老路，其次因为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让我们从政治上不能去走这样的路。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要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就一定离不开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要么来源于外资要么来源于自身积累，想必大家一定不会反对我这个观点？在这个前提下，让我们重温70年前，农业农民农村到底为这个国家贡献了什么！
1、-用劳动代替资本，资本积累方式的“绝无仅有”
年新中国成立至年，中国整体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热战中，在这样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引入“外资”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唯一源于国际斗争格局需要，年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因当时有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也是当时唯一可以利用的外资，使得当时的中国建立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而这种援助又在年，因中苏关系的恶化而被迫“中辍”。
下面让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就是社会、共产主义必然就是农村集体或者大公社的意识形态角度，客观梳理自年城市完成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同年，推进农村集体化直至大公社的形式，“基于积累资本”视角，是否可做如下定性：
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同时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
而在这期间，据相关资料统计
通过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截止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暗税方式，自年-年的45年间，农民以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亿元，平均每年.8亿元。
而在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面对仅有的外资撤出，当时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极度紧张，而当时处于战争和外部关系恶化的情境，处于对国家安全考虑，进行的“三线”建设，其实质也是把原本位于沿海周边的企业搬迁内陆，这无疑也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而“当时的大炼钢铁”、”大跃进“，历史上习惯用犯了“极左”发展思路错误，一句话概括，可是当我们退去意识形态的色彩，我们会真切的发现：
“以大规模劳动投入代替零资本”来维持本国遭受重创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中断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讨论在欧洲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L和资本K的关系演变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竟然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以“L代替K”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当时毛主席号召万农民进程，也是这一生动现实的写照，而当时为推进工业化建设所产生的中央的财政赤字危机，都被”农村“这块海绵吸收。
2、城市里的农民工和农民的土地
自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外出务工农民数量从年的万人增加到8年底的1.3亿人，25年间增长了65倍。
而进城的农民工几乎处于就业的末端，大部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工作，而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若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来看，截止8年，农民工以工资差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成本达万亿，再从社保缴纳角度来看，由于农民工并没有强制企业要求交社保，为此仅社保这一项就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约多亿。
而年-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通过低价剪刀差的形式，根据粗略估算，通过占用农村耕地，截止7年，至少农民失地的资本贡献为亿。
发展中国家逃不出的一个发展定律就是：只要在资本极度缺乏条件下，就势必会依赖外资，遂势必被要求“亲外资”的制度干犯本国流血牺牲才换得的主权独立——这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陷于“发展陷阱”的悖论中，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主义”与“对外开放”悖论的问题。
而正是因为农业农民农村的巨大贡献，在那个急剧紧张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没有被中断。
（二）历次经济危机化解的B面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尤其是大萧条之后诞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这样的理论，映入了大部分“知识精英”的脑海，以为经济危机的解决，必然是通过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的调节，使得经济恢复发展与繁荣。
让我们看一个数据：年以前历年中国政府财政盈余：
从上图看出，年以前，我们至少经历了三次债务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
这些危机可不是说用什么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而是真真实实的通过农业、农村、农民这样一个群体，成功的吸收了“经济危机”的不良后果。
前几年，也老听到很多人对中国股市的一句抱怨：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而股市为什么就是涨不起来呢，因为成长期的企业
而并不是每一个后发工业国都成功的实现了工业化，甚至可以说，只有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为什么中国能行，农民！
（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在我看来我们还是姓“社”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但当资本阶层壮大后，就有政治化的需求，之所以我们是社会主义，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始终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资本阶层是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
前几年曾很多人推崇过李嘉诚，记得有一次采访，李带着一块带了几十年的元左右的手表，于是媒体大赞，你可知李嘉诚是最知名手表品牌百达翡丽的极端收藏爱好者，限量款的百达翡丽又有多少呢，李嘉诚值得推崇吗？香港的码头10个，有4个是李家的，香港的房地产、城市供水、供气，有多少是李家的，这样的人值得推崇吗？这些都是什么产业，都是“收租”产业。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电力企业全部私有化，你能想想现在居民电费还能5毛左右一度吗，年2月美国一场大雪，因美国电力公司基本都是私人的，电费一瞬间涨到多美元一度电，我想你绝对不赞成这是一个伟大企业家的伟大公司。
从整体的社会稳定来看，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起了重要的承载作用。
前面我们说了78年以前的例子，其实在那之后乡村也起了巨大作用，5年之后，中央开始的新农村建设，8年经济危机之后，政府向农村史无前例的增加了4万亿规模的三农投入，工业产品的再次补贴下乡，难道不是经济危机的“海绵”吗。
年，国家开启反垄断，就是希望“大多数人”才是真正发展的受益人
年，国家持续的房地产政策，就是希望“房子真正是住的”是幸福的港湾。
年，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正是国家高瞻远瞩不为“资本利益集团”绑架的正确决策，也是解决发展中贫富加剧趋势的题中之义
于此，人民幸甚。
（四）乡村发展中的一些局限
因为笔者多年从事金融行业，就先以金融惠农角度切入，分析为什么农业、农村、农民为何获得金融尤其是银行的支持，比较困难。
在中国金融的主导力量也就是中间机构是：间接金融，也就是以银行为主的信贷体系，那么银行我们都知道，要给企业贷款，一般都要有抵押，这是出于风控的角度，比如在城市里的一个房子可以抵押，一个地皮可以抵押，你可能会问，因为他们有价值（市场价值），可是市场价值从何而来？
说个极端例子，现在把北京的同样的一座房子，搬到库不齐沙漠里，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建筑成本假设一样，那为什么就不值钱了呢？
你可以罗列出N多理由，比如没有人了，没有商业了，没有，在这很多没有里，我认为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忽视的一点就是：城市里的房子值钱是因为：基础设施，比如城市的柏油路，公共基础设施，这些都是由政府财政真金白银投入的啊，这其实是一座房子之所以有价值的依托底，由此而来的才是商业聚集、人群、产业，促使房子价值升高，也是基于此，银行可以拿来抵押给所有者放款。
可是作为根正苗红的四大行，国家喊了很多年的普惠金融扶持乡村，为什么迟迟没有多少动静！
因为利润始终是企业行为的着眼点！
那农村为什么很难产生符合银行抵押的资产呢？
一：农业的天然特点：比如周期长，你种个小麦也知道春种秋收吧，这就是小半年，且不说卖出的价值，在同样时间内，这比银行资金如果用于其它领域的贷款，回款时间是否更多？利润是否更高？其次，小农的分散特点，使得传统农业的小规模经济抵抗风险能力较弱，且欠缺规模优势。
二、制度性问题：比如农民手里的土地，包括农村修建的道路吧，其所有权是谁的：国家或集体性质的，也就是小农很少有：资产性权益，这就是制度问题了：
如果农村里的池塘、土地，或者地区财政投资形成的公路等，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资产收益权能划归集体或者个人，那么就等于农民有了资产权，如果没有资产权，传统金融机构根本不会去抵押贷款的，即使再普惠的普惠金融，也不可能不做风控吧，要做风控就离不开借贷主体的资信评估。
所以我认为无论传统银行贷款，还是普惠金融，在城市根本不用什么普惠金融，在农村那，这个金融也不能说什么普惠不普惠，比如现在农村有的政策性贷款，0利息的，但能享受者很少，根源就是我说的上面两点。
除去金融，当然还有一系列，其它根本性财产权的赋予，唯有赋予农民以资产权，才能激活广大的乡村。
最后，
永远不要忘记红色旗帜中五颗星星的含义！
这就是那另一面
还公平于社会主义、还正义于自由主义，同时还能把罪恶还给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