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在创新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Chat [复制链接]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突然大火的ChatGPT。这个由美国公司OpenAI在去年11月20日推出的聊天机器人，可以写论文、可以回复邮件、可以编代码。它的超能力让人惊叹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恐慌。

普通人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科技巨头们则在懊恼自己为何错过了这样一个现象级产品。而ChatGPT诞生在美国的事实，则又将中美在科技创新上的差距，再次摆上了桌面。

截止今年1月底，ChatGPT的用户量已经突破1个亿，成为了历史上最快达到这一记录的消费级应用。为此，国内外科技巨头也只能加快秀出自己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肌肉。

2月8日，谷歌匆忙发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聊天工具Bard。国内的百度、腾讯、今日头条，也都纷纷放出了自己正在研发类似产品的消息。就连早已实现财富自由、退休两年的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也是带着一纸“AI英雄榜”重回大众视野，只为打造属于中国的OpenAI。

以王慧文为代表的大佬派、以互联网大厂为代表的巨头派、还有一批应运而生的小型创业公司，构成了国内追逐这一技术创新的主要派别。但是在各大门派相继出手的同时，江湖看客们忍不住抛出了一个问题/p>

这些大佬早干嘛去了？中国为何就不能先于美国研发出这样的产品呢？

我们要明白，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ChatGPT这样的现象级产品更不可能是横空出世。它的背后是算法模型的更新换代、是算力的不断提升，更是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和充实。

实际上，我们国家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这个产品最终还是诞生在了美国。这不禁让人疑惑“中国究竟能不能引领全球的科技创新？”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ChatGPT的发展路径上找到答案。

首先，ChatGPT并没有诞生在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巨头，研发出这个产品的公司是OpenAI实验室。对普通人来说这个名字相当陌生，但实际上OpenAI的来头并不小。

年，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PayPal联合创始人、Linkedin创始人在一个饭局上，谈到了对于谷歌垄断人工智能的一种担忧。他们一合计，索性就掏出10亿美元成立了OpenAI实验室。OpenAI实验室的诞生，可以说是利益相关的互联网大佬们对谷歌的联手防御。

在承诺研究成果公开，技术开源的包装之下，OpenAI的成立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作为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它就这样展开了对谷歌的追逐与竞争。

成立之初，OpenAI和谷歌的差距可谓是巨大的。当时让全球惊掉下巴的AlphaGo，就是谷歌旗下公司开发出来的。所以“战胜谷歌”这样的目标，可想而知有多么的遥不可及。而且，无论从人才配置、资金支持、又或是其他资源上，OpenAI这样的非盈利性机构和谷歌的差距更是显而易见。

即便如此，OpenAI却还是要坚定去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让OpenAI最终的成功，多了一丝日本动漫的热血味道。当然光有决心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以下两个契机促成了ChatGPT的成功/p>

首先，OpenAI在年月份的重组让他们得到了微软巨额的资金支持和资源扶助。基础科研离不开资本的堆砌，OpenAI每年光是支付给顶尖科研人员的工资就高达上亿美元。而这样烧钱的速度，也只有微软这样的巨头可以承受。

除了资金之外，微软还为OpenAI开发定制了一台全球排名前五的超级计算机。而且，微软的云服务平台、数据库也成为了OpenAI可以随时获取的资源。可以说OpenAI既独立于微软的体制之外，又拥有了优势资源的整合。独立且灵活的运行机制，让OpenAI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赛道上变得无比强大。

其次，另一个契机则来自于竞争对手:谷歌。早在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就展示了一款类似ChatGPT的产品，叫作LaMDA。如果当时这款产品能够向大众开放，那么现在就没ChatGPT什么事了。

但当时的谷歌出于一些考量，并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确实存在一些瑕疵，会让谷歌承担较高的声誉成本。而这个问题，就不构成OpenAI的一个顾虑。另一方面，它会对谷歌本身市场占比超过90%的搜索引擎业务造成巨大的冲击。而这可能就是谷歌一直没有推出这款超级产品的最主要原因。

在搜索引擎市场，谷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0%，而微软的搜索引擎Bing只占%。这种以对话为载体的智能产品，最先颠覆的就是搜索引擎市场。一旦谷歌在自己的搜索引擎中抢先接入聊天机器人，届时不完美的表现可能会影响用户的口碑。从而给自己的竞争对手抢占更多市场份额，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种局面，肯定是谷歌管理层所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基于对市场和用户的双重考量，让谷歌彻底丧失了改写互联网历史的机会。但实际上，这种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反复上演。

20世纪50年，大名鼎鼎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的基础晶体管。晶体管的发明推动了信息技术革命，造就了今天全球互联的时代。但当“后起之秀”英特尔在半导体领域大放异彩的时候，贝尔实验室已经沦落到变卖总部大楼的地步。发明了胶卷的柯达，在数码成像技术的大浪潮中轰然倒塌。发明了移动电话的摩托罗拉和曾经称霸全球的诺基亚，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后更是被一路赶超、跌落神坛。

这些例子，无不生动演绎了大企业的创新窘境。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中将创新分为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然而大企业往往不会是破坏性创新的发明者，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p>

首先，管理良好的大企业习惯通过数据分析来做预测，对市场的分析过度依赖于历史的管理数据和生产模型。因此，对于破坏性创新市场的规模增长需求和未来的发展路径难以做出有效的评估。其次，大企业更在乎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资金回报率，会将资源推向更容易带来增长的延续性创新上面。最后，大企业的绩效主义和严格的流程管理，会天然扼杀创新的活力。

就像去年全情投入元宇宙创业的扎克伯格，发现公司内部工程师到他之间的汇报层级有10层之多。这恐怕也是改了名的Meta，至今在元宇宙领域都没有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科技巨头大概率不会是ChatGPT这样颠覆性产品的诞生地，美国的科技巨头做不到，中国的科技巨头们更是做不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模型，属于底层理论架构层面的创新。不同于中国互联网大厂在商业模式领域的创新，底层理论的创新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具备快速变现的能力，但却要烧掉大量的金钱。这门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生意，中国企业一般很少选择去做。因此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和研发投入上面，一直落后于美国。

~年，美国有10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超过0%的论文，发表在领域内前10%的期刊之内。中国只有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这三家企业，有类似的表现。在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上面，美国互联网企业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是中国企业的倍之多。

按照单个企业来看，美国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企业是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为腾讯的9倍。无论从论文的质量或是数量上来看，中美的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BAT、抖音、拼多多这些公司在用户量和营收能力上，都可以和美国的谷歌、Facebook以及亚马逊抗衡。唯独在研发投入上差得有点远，而且这个差距短期很难追得上。因为现在中国大厂的关键词，都在降本增效、裁员和精益管理上面。

过去10来年互联网在中国的狂飙突进，仿佛在这两三年间被突然按下了暂停键。而这背后，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所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乏力的事实，是重新调节收入分配的现实需要。

截止去年年底，中国上市市值最高的10家互联网公司，它们的总市值较年初的时候已经缩水超过亿美元。相当于跌没了一个年初的阿里巴巴。它们前三季度的营销费用更是比前年同期节约了.4亿元。

坚持科研方面的投入，实际上就是奉行长期主义。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能否坚定不移地持续投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挑战。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市场环境中，能够秉持这样追求的企业都亟待开发新的业务增长点。因此从目前来看，寄希望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能够在科技创新上有划时代的产出，不太现实。

那么，如果创新的主体不是单独的企业，而是由国家调动资源、举全国之力呢？

乍一听，这貌似是我国比较擅长的手段。其实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有过类似的先例。

北京有一家叫作“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机构，是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以及其他科技企业，在科技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之下共同建立的。它的背后就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那么这家机构做了些什么呢？

这家机构曾经宣称，自己开发出了一款参数极其强大的智能模型。但在此之后，这家机构就没有再进一步发布基于此模型基础之上的大众应用产品。

讽刺的是，这家机构曾在成立三周年的文章中喊出过“改变人工智能下一个10年”的口号。只是如今ChatGPT已经诞生，下一个10年实际上已经被开启，但开启这个纪元的并不是中国。

当下这残酷的现实也正在另一个行业上演，那就是半导体产业。半导体行业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军事安全和社会意义，我就不再赘述了。芯片作为半导体元件产品，是当今时代每个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力之一。深刻影响着世界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军事对抗的形式。但偏偏在这么一个重要的领域，中国正在被美国卡脖子，并且越卡越紧。

最早，美国只是禁止本国半导体企业对华为供应芯片。然后，在去年8月份颁布了对中国企业致命一击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个法案用补贴的形式，来拉拢芯片领域的领军企业去美国投资设厂。同时，还禁止拿到补贴的企业向中国出口芯片。可以说中国进口先进芯片的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了。

从产品、软件、技术到人才流动，美国出台了全方位的限制政策。对中国的针对意味和防范姿态，已经过于明显。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迁机仪式上，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说了一句话“全球化几乎已死，自由贸易几乎已死”

美国用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迫使企业进行站队。为了限制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宁愿破坏自己引以为傲的自由贸易体制。这背后，当然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量。

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中国难道就没有想过要自主创新吗？当然想过。

上至政府、下到企业，中国在半导体这个领域已经奋力追赶了几十年。就拿晶圆制造来说，世界排名第一的台积电已经可以生产2纳米的芯片。中国排名第一的中芯国际，却只能生产14纳米的芯片。

美国在制裁华为的同时，也在全球内限制中国企业购买光刻机。从而完成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封锁，致使中芯国际7纳米芯片的研制遭遇重大瓶颈。差距不仅明显，而且还存在被继续拉开的可能。

这个现实，的确让人感到气馁。但是也让我们反思，举国体制在创新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苏联的发展进程中找到答案。

年4月16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这让无数苏联人欢欣鼓舞，也让美国人气愤沮丧。美国的一家报纸就曾写道“没有我们，苏联只能生产马铃薯，应该让他们彻底退回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

话说，当时美国人会有这样的情绪倒也可以理解。一战后的苏联只是一个站在废墟之上的落后农业国，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8。但在随后的20年中，苏联一方面以农补工，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将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当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贸易往来、人才交流等形式从工业强大的美国身上贪婪地汲取着先进知识。

在“一五计划”中，有超过2万名外国专家来到苏联。美国对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在世界技术史上都堪称罕见。斯大林当时就曾讲过“苏联2/的工业都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建成的”。但就这样的一个小老弟，眼瞅着就要超过自己了。也难怪美国人要用奚落，来掩饰自己的落寞。

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航空领域、计算机领域以及半导体前沿领域的研究，甚至比美国还要活跃。究其原因，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过渡到了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阶段。

在目睹了美国的技术在本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之后，苏联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为此，在各国政府没有将资源集中到产出成果很慢的基础科研领域时，苏联则是举全国之力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的举国之力也成为了他们在某些领域“走得更远”的掣肘。当时的苏联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造成了科研方面的所有资金都由国家分配、人员由国家培养、产品由国家认购统筹、盈亏也由国家承担的这种局面。

这种体制的优点是能集中社会资源，以举国之力办大事。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短时间内明显提高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除了我们明显看得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对产业发展造成了最大伤害就是将政治凌驾于科研之上。而这一点，可以从半导体行业得到例证。

当年，美国在半导体行业出现重大突破的时候，苏联并非毫不知情。但当时苏联研究的重点是航空工业，认为电子工业的作用只是提供保障而已。当时的苏联管理层认为/p>

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持另外一门产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之下，计算机工业如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的财政。为此，苏联决定不去大规模发展自己的电子工业，这也让苏联彻底丧失了电子工业的积累优势。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举国之力投入科研领域的创新，某些时候并不一定行得通。首先，要明白创新是非连续性的，是非线性的。并不是从现在的某一点出发，就一定能顺利到达未来某一预定点的位置。因此，计划体制在创新中很难起到作用。

举国之力的发展模式如果是照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依靠巨量资源的堆砌的确是可以快速地实现目标。就像建国之初，我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是造出了我们自己的原子弹。但是，如果这个创新没有明确的方向，举国之力的发展模式就会失效。因此，这就造成国有企业直接研发芯片以及像GPT这样的人工智能模型，根本无法与国际同行竞争。

其次，举国体制最大的弊病就是政治因素给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以芯片产业为例，年国家大基金成立之后，各地政府都开启了“造芯潮”。但很多项目的结局，甚至可以用“凄惨”二字来形容。

年7月，武汉弘芯半导体公司在得到武汉东西湖区政府的多亿投资后，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政府被迫接手这个烂摊子。年5月，拟投资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大厂成都格芯，正式宣告彻底关停。年，淮安市政府一把掏出26亿用来购买德淮半导体60%的股权。最后，只剩下一个负债上亿的公司。

更加诡异的是，地方“造芯”项目一边爆雷，一边又快速进场。数据显示，仅仅年上半年已有15个省市，超过29个城市落地半导体项目，同比去年增长了84%。

各级政府对芯片项目的狂热，一方面确实在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做出漂亮的政绩。但是在芯片这种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项目之下，政府很容易被狂热的政绩所蒙住双眼。

很多领域，大力并不一定会出奇迹，这是我们要承认的现实。尤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政治目的的大力，很多时候起到的是反作用。当今时局，我国应该给民营企业创造更有利的经营环境，来激发它们的活力，让它们重新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非亲自下场，来组织大型创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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