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28日-29日，由新华网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新华网思客、人文清华承办的“新华网思客年会”在北京以线上论坛的形式举行，本次年会聚焦“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新格局新优势新篇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黄群慧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我们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我们的经济循环。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出席“新华网思客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录：
我今天想就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发展新格局”这个题目。
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到了我们在未来经济中面临了三重压力，就是我们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实际上和我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有关系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情况下，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中国制造业发展也会有一个新格局的呈现，所以我今天就具体针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发展新格局来谈一谈。
全球产业链重构，我觉得有几个驱动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来势凶猛，全球化遭遇了强势逆流，造成全球产业分工的内向化趋势，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的巨大风险。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的经济治理规则正在博弈中，或者说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战以来所形成的全球的宏观经济治理框架面临一些巨大的挑战，比如WTO的变革会进一步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变革。另外拜登政府也提出了所谓的全球最低15%的所得税税率，有多个经济体都签署了这方面的协议。它肯定影响企业在全球的分布和布局。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说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大家都在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但8年提出的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或者产业科技革命，并没有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新冠疫情冲击以后，大家看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导向的科技革命和我们的产业和需求实实在在结合起来，由于数字化技术在商务办公、社区和政府治理、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包括生产制造具体的环节中广泛的应用，带来了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生产方式彻底的改变，这自然而然会引起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全球产业链重构另外一个因素也是一个技术因素。大家知道我们科技革命的两个大方向，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或者说以数字化为代表；另外一个是绿色化，而绿色化又集中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这是全球共同采取行动直面挑战、加深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任务，也是我们的战略任务和挑战。从现在的趋势看，未来这种绿色技术会产生一些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当然会引起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变化。这是第四方面因素。
而这四个驱动因素之外，从国内看，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规划下的一个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我们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支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相应的整个产业链也会有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针对制造业来说有产业的变化。
那么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什么？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我们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我们的经济循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7个方面的重大政策，在结构政策上，尤其强调通过结构政策来畅通我们国民经济循环，而结构政策里又强调了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强调了房地产业本身的健康发展，包括从产业循环、产业链条角度，怎么能够形成一个金融房地产，包括制造业、包括科技相互促进的健康的产业链条。
所以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里和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是一个关键。形成一个供给和需求高水平的动态匹配的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当然供给和需求既包括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基点，也包括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它的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正是这个原因，在通过结构政策来畅通国民性循环的时候，第一点就提到了要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制造业非常重要。
中国制造业现在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我们经常提叫大而不强。
从长周期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增速非常快。到了年，我们已经是美国、日本、德国三者之和，占全球的比例接近30%，但是我们这种问题是大而不强，我们的关键核心技术是受限的，而且这些年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对制造业的发展影响还比较大。现在我们制造业的比例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在全球制造业占比增长得很快。另一方面，在国内占GDP的比例却是逐年下降。
8年中国制造业占GDP比例达到32.1%，到年已经降到了26.2%，就是说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快速下降了6个点，另一方面我们占全球的比例却快速上升。如果把两条线画在一起的话，一个下降，一个上升，经济学经常提“剪刀差”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还考察过从全球来看，是不是都有这个现象，后来考察的结果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都没有剪刀差的现象。
这里有一个复杂的背景，国际上在统计制造业的时候，由于数字化和服务化的趋势，产业融合已经归到了服务业，结果全球的制造业占比，制造业量的增速就下降了。而我们可能还始终统计为制造业，因为我们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数字化的融合程度并不那么深，所以我们还算制造业，结果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快速上升，甚至我认为这可能存在一个所谓的制造业占全球比例的虚高现象，但是我们国内占比因为是同比的口径确实是下降了，这反映了我们去制造业化的程度。
这种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低，制造业数字化程度低，反映了我们大而不强的一个方面，尤其在企业改革以来，我们实施的“三来一补”，这种“三来一补”往往是关键的核心的东西我们生产不了，通过买过来进行加工组装，直接出口。这样我们就对这个产业基础忽视了，这是一个短板。
在十大先进制造领域，包括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设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设备、农业装备、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领域，我们的工业四基核心的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行业技术基础合起来有项是短板。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加快构建新能源格局，提升产业基础，包括解决卡脖子工序核心技术已经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是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一个本质特征的要求。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第一就是要着力构建一个围绕着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创新生态，核心是科技创新，创新链加上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一个创新生态的完善。
第二要发挥竞争政策，实际上很多颠覆性技术的产生，主要是在一个好的产业基础竞争政策框架下，需要有很多中小企业发挥作用。中小企业在竞争中会死亡一批，但同样由于竞争政策的促进，会产生一批颠覆性技术。
第三就是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刚才我说的工业四基这方面是我们的短板，而且也提到了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这四个方面要加强。
第四形成制造业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关键是怎么能够促进中国的企业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也就是我们说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我认为各类企业情况不一样，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战略。比方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大企业，有一定的基础技术创新的能力，就可以采用生产者驱动路径。用最初的生产环节向两端高附加值去拓展，尤其是向基础研发这方面去拓展。实际上现在很多大企业像华为这方面的研发投入非常大。
另外还有一些基于大批品牌消费者的大型企业，这种品牌也许原来并没有太
